龐畢度中心一設計演化、危機挑戰與攻訐 - 欣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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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畢度中心一設計的演化. 我們的競圖提案其實就是一張美麗的再現圖,將我們對一座屬於所有人的文化資訊中心的想法呈現出來,一座開放的鋼鐵玻璃結構, ...
龐畢度中心一設計演化、危機挑戰與攻訐發布時間:2020.04.20建築物的側立面,可看出懸臂樑如何在內柱與外柱之間分擔荷重;圖片提供/原點出版
龐畢度中心一設計的演化
我們的競圖提案其實就是一張美麗的再現圖,將我們對一座屬於所有人的文化資訊中心的想法呈現出來,一座開放的鋼鐵玻璃結構,容納活動、移動系統和服務設施等區域。
我們贏得競圖時,甚至連模型都還沒做,只做了一個可以拍照參加競圖的假模型。
我們的提案距離完整的設計還有很長的距離。
在巴黎,我們開始尋找方法實現計畫,並回應不斷改變的限制和一路上碰到的挑戰──從基地,到預算,到租用機構提出的要求和指定,到民眾反對關閉道路,乃至瞬息萬變的各種規章。
我們開始推敲和測試這棟建築設計的各種選項,團隊也藉由這個過程了解彼此,確認彼此的技術和缺點,興趣和影響。
倫佐和我都很討厭那種最後才讓工程師加入,要他們支持建築師偉大構想的做法。
我們認為,團隊成員之間的關係應該像是多維度的乒乓球賽,要不斷創生和回應各種想法,要調整、回歸和討論。
對我而言,這是方案演化過程中最熱烈也最激動人心的創意時期。
我們回歸的基本概念,是一個開放式的鋼架構和無阻隔的樓地板。
機械服務、垂直結構、移動系統和其他所有的固定元素,都將安置在個別樓層的邊緣。
這種做法會讓可改變的範圍極大化,如此一來,任何樓層都可以是美術藝廊、雕刻藝廊、圖書館、餐廳、教室、大學,甚至公司總部。
你可以增加或移走任何用途而不會讓這個基本概念有所減損;我們的靈感是來自現代藝術和音樂,容許即興演出與改變,但用同樣的架構來確定連續的節奏。
在美學上,這個概念將為這棟建築物提供一層清晰可辨的服務性外骨骼,讓這些元件與後方的大型樓地板建立對話。
這樣的結構可讓光線進入,將尺度展現出來,讓過路人理解它的營造過程,並以各自的不同方式進行解讀。
這個架構也會成為該棟建築公共空間的一部分,成為一座舞台,讓公共生活劇場在此上演。
我們形容這棟建築是「一個活動容器,一個層次分明的3D結構框架,可以讓民眾走在上頭,俯瞰下方,上面可以夾掛五花八門的品項,例如帳篷、座位、自動播放螢幕等等」。
服務性設施大多安排在建築物的後部,面對荷娜路那頭。
顏色規劃引起激辯:我們提議根據維護工程師的習慣建立一套塗裝系統,也就是水管綠色,電力系統黃色,移動系統紅色,空調系統(當時還不存在標準顏色)藍色。
博達茲有點憂慮,於是請美術館館長蓬杜.于爾丹(PontusHultén)提供意見。
蓬杜建議用深褐色,類似火柴盒上點火條的顏色。
我們拒絕這項提議,雙方的爭執一直到我們同意邀請一位顏色顧問提供建議才告罷休;我們找到一位同意我們的顧問,贏了那場戰爭。
我們的概念簡單直白,但結構萬分困難。
每一層樓都有四十八公尺寬、一百五十公尺長的樓地板,完全由建築物的鋼構架支撐。
倫佐、彼得、羅瑞和我相信,一棟建築物的尺度和美感是來自於它的細節,建築的人性來自於你如何安排和設計它的元件。
所以,結構不只是工程挑戰,也是整棟建築物的基石。
我們得想出辦法,如何讓這些開放式的樓地板只用建築物兩端的兩排柱子支撐。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支架,讓內側的柱子撐起全寬四十八公尺的樓地板,然後讓外側柱子只要支撐六公尺的柱間距。
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巨大的內側柱和大樑,外側柱基本上只是裝飾性的。
彼得和羅瑞與雷納密切合作,發展出優雅的解決方案:平衡懸臂。
在其中一端,這些懸臂可支撐樓桁架,然後栓在主支撐柱的銷接頭上形成樞軸,讓外桁架的張力撐住它的外臂,將結構繫緊,分擔四十八公尺的樓荷重,減少大樑需要支撐的深度。
這種支架名為葛爾培樑(gerberette),是根據它的十九世紀發明者亨利胥.葛爾培(HeinrichGerber)命名。
倫佐把這種鋼構架的組合稱為「金屬芭蕾」(LeBalletMétallique),用工人和起重機一起把結構打造出來。
葛爾培樑(懸臂樑)的工程製圖,這個平衡的懸臂將用來支撐建築物的開放性樓地板。
這些巨大的鑄鋼懸臂將栓在厚實的內柱上,形成一個樞軸,讓更纖細的外桁架透過張力來抵銷荷重;圖片提供/原點出版
危機和挑戰
解決設計問題只是邁向完工之旅的第一步。
還有更多障礙得克服,其中很多是法國建築界的刻意擋路,他們的成員毫不掩飾對我們贏得競圖的恨意,而且還得到鋼鐵製造業者、規章制定者、媒體和許多政治人物的支持。
建築不只是創造力的鍛鍊,也是解決問題的實作鍛鍊,大案子天生就有各式各樣的政治和實務挑戰,你必須在其中小心穿梭。
我們憑藉出色的團隊和博達茲的足智多謀,一路過關斬將,搞定八大危機,其中的每一項都可能讓計畫翻覆出軌。
1.基地邊界
幾乎就在我們贏得競圖的那一刻,由一些法國建築師所組成的壓力團體「建築姿態」(GesteArchitecturelle),就開始反對我們的計畫,朝我們丟出一連串的法律訴訟。
有些(例如認為評審團的決定無效,因為他的主席是工程師而非建築師)很快就處理掉了。
其中最嚴重的,是和基地的邊界有關。
這對建築物本身沒什麼影響,但在法庭受理期間,工程必須停止十五天。
這危機讓人深感焦慮,因為建築物一旦停工,往往就再也無法動工。
好在,博達茲寫了一篇非常聰明的報告,表示地下室的工程已經開挖,如果停工,洞的四周有可能崩塌。
於是我們重新開工。
2.藝術家的抵制
尚.雷馬希(JeanLeymarie)是著名的人文主義者和學者,也是國立現代美術館(MuséeNationald'ArtModerne)的館長,他堅決反對這項計畫。
他煽動館藏品的藝術家後代起而反對,變成一個大麻煩;根據法國法律,藝術家遺產的繼承者有權決定藝術品如何展示。
博達茲決定採用「分化征服」的手段,他去找了布朗庫西(Brancusi)的繼承人(大概是裡頭最重要的一位)。
他們要求我們在廣場上仿建布朗庫西的工作室,並同意撤銷反對立場。
其他藝術家也紛紛跟進,雷馬希只好接受現實,改由蓬杜.于爾丹取代館長之位。
倫佐和我也與羅伯.德洛內(RobertDelaunay)的遺孀暨畫家索妮雅.德洛內(SoniaDelaunay)碰面,她提議把她和丈夫的大量收藏捐給美術館,我們親自和她討論作品該如何懸掛。
我們表現出最好的態度,以為我們已經迷住她了。
直到我們收到一份回報,上面表示,她寧可把畫燒掉,也不願看到作品在我們設計的美術館中展出。
3.預算
我們在1972年春天提出初步設計,一直到這時,才有人跟我們討論成本問題。
博達茲說,我們的設計和成本超出預算太多,幾乎翻了兩倍。
我們大吃一驚:「什麼預算?」我們問。
在這之前,沒人跟我們講過預算這件事。
博達茲說:「不,我不想抑制你們的創意。
」「很好,」我回答:「現在你肯定抑制我們了!」
透明的管狀手扶梯將廣場的公共空間往上帶到建築物的正面;圖片提供/原點出版
4.裂鋼
懸臂樑是一種經濟的方法,可以用最少量的鋼材撐住開放的樓地板。
它們是一種量身訂做的解決方案,但可以用標準化的方式施作在整棟建築裡。
彼得和羅瑞與代工廠合作,開發出我們要的懸臂樑。
鑄鋼讓十噸重的巨大懸臂樑有種粗獷的手工外貌,看起來更像雕刻品。
但第一批成品沒通過測試,出現裂痕,讓我們的設計走向和成本備受威脅。
我們擔心可能要重頭開始,但彼得與製造商努力調整鑄造過程的配方,第二批就成功了。
當它們通過測試時,全辦公室都高興到轉圈圈。
5.建物高度與消防條例
在建築高度上,我們本來就有麻煩。
巴黎規範嚴格的建築法規正在與我們的計畫鬥法;因為當時並不存在另一個高大的公共建築,所以沒有相關規範。
於是,規範被發明出來;我們接獲告知,頂樓的高度不能超過二十八公尺(當時消防梯的極限)。
基於這個新限制(原本的計畫是四十八公尺高的結構),加上刪減成本的需要,我們只好讓建築物往地下發展,放棄原本想讓它以柱樁架高,讓廣場向上延伸的計畫,而為了讓它更加緊實,只好減少地面層以上的陽台數量,讓透明度大減。
6.鋼構
終於,在1973年初,預算和設計得到同意後,我們開始向法國供應商徵求鋼構投標者。
我們所需的鋼鐵量,據估計大約佔營造預算的二成五,而且是法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結構鋼訂單。
我們收到的投標價,大約超出預算的六成,而且每家的投標價格都差不多。
看起來這價格是固定的,而且明顯有聯合哄抬的跡象。
我們沒有預算可以追加。
我們跟博達茲說,說服他宣稱這個招標無效,並詢問我們是否能到法國以外的地方找。
經過與愛麗舍宮和國家生產部長的幾番磋商之後,他帶回一個模稜兩可的指示:「你們必須從法國買鋼。
我跟總統說了,他堅持。
然後,我現在要去度假兩個禮拜。
」
我們拍攝了巨大的懸臂、大樑和桁架的組裝過程,並根據皮亞諾對這過程的描述,將影片取名為《金屬芭蕾》;圖片提供/原點出版
我們繼續與法國供應廠協商,並四處詢問。
除了我們之外,大家對這種非法操縱標案的情況都習以為常──我們過於天真的另一證明──每一筆鋼鐵的大訂單似乎都有人為操縱的痕跡。
最後,我們從德國的克魯伯(Krupp)和日本的日產鋼鐵(NipponSteel)得到更具競爭力的報價,並在博達茲度假回來後拿給他看。
他裝模作樣地把我們罵了一頓,然後表示,既然我們已經問到這些報價,他或許該拿去問問他的政府同僚。
博達茲展現了他的說服技巧,讓克魯伯透過它們的穆松橋(Pont-à-Mousson)法國子公司贏得合約。
就在開標的最後一分鐘,法國供應商回來找我們,帶著和克魯伯同樣價格的標單,不過這張標單是在博達茲走進簽約會議時遞給他的,他一直沒時間打開。
再一次,這案子闖關成功;法國供應商根本不可能以提議的價格實現合約,到時我們又得被迫重新協商。
由於總統府堅持鋼必須來自法國,我們只得要求克魯伯將鋼材運到基地時盡量保持低調。
它們同意,也真的把貨車上的logo蓋住,但那些穿了淺藍色工作服、高大、金髮的克魯伯工人,站在大多為法籍阿爾及利亞裔的基地工人裡,還是顯得鶴立雞群,非常突出。
7.更多消防條例
好不容易設法繞過法國鋼鐵製造業的同業聯盟,接著又得面對新一輪的磋商,這次的對手是營建科技暨技術中心(CentreScientifiqueetTechniqueduBâtiment),法國的消防安全單位(該單位的製造業代表有幾位曾在鋼材合約裡哄抬價格)。
他們原本要求,必須在建築物的外部服務性空間和內部之間裝設一層隔板,讓火勢可以停留在裡頭一小時,但現在把規定改成兩小時。
我們反對這項新規定,因為那似乎是一時心血來潮的決定,羅瑞甚至弄出一些驚人的繪圖來支持我們的立場,但最後還是無效。
這表示我們得把荷娜路那頭封起來,讓透明度和自然光雙雙大減。
遊客可從手扶梯上飽覽遠方蒙馬特的景致,以及下方廣場上吸引民眾的街頭表演者;圖片提供/原點出版
8.新總統
接著,就在我們為主結構做準備時,最後(幾乎也是致命的)一個危機席捲而來。
我們那位出乎意外的支持者龐畢度去世了,由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Giscardd'Estaing)接任。
看不出他有任何理由要支持一個只有負面新聞的計畫,而且還是由外國人興建的?危機在8月到來,當時所有人都在度假,但我們被召回巴黎(倫佐那時人在他的遊艇上,是由一艘法國海軍護衛艦將指示傳遞給他)。
我們心想,這整個計畫有可能被取消,但是推動波堡台地文化中心(BeaubourgPlateauCulturalCentre)改名為龐畢度中心一事,成了我們的戰術主線。
取消一個以剛去世總統為名的計畫,幾乎是不可思議的。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被告知,要減少三分之一的預算,還要把暴露在建築物外面的服務性設施包起來。
這些變更將摧毀我們的設計,但由於整棟建築幾近完工,所以我們實際能調整的空間真的非常有限。
要縮減建築物規模但同時實現計畫書的要求,根本不可能;那些交叉支撐和結構設計,就是為三個雙樓層的剖面設計的。
所以,除非把建築物縮減到郊區大賣場的高度,否則沒有刪減成本的空間。
至於要把裸露的服務性設施包覆起來,只會讓費用增加,所以這個想法很快就打了回票。
凡是可以刪減的地方,我們都刪了;把所有飾面和維修設備的費用砍到最低(結果就是讓整棟建築從開幕那一刻起就受到損害,長期而言反而更花錢)。
悲哀的是,我們還放棄立面上的即時資訊系統,這原本是競圖概念裡龐畢度中心在資訊時代扮演訊息匯集中樞的核心元素。
艾倫.斯坦頓和他的團隊已經規劃了一個鮮亮的點陣螢幕,為立面注入活力,但這項規劃在總統問我們會由誰控制螢幕的展示內容後宣告結束。
我們回答,由民眾決定。
總統接著問,但是哪種民眾,左派還右派?當他說出這句話時,我們知道自己輸了這場爭論。
Piano+Rogers也以簡單的鋼管和皮革為基礎,替龐畢度中心和IRCAM設計家具;圖片提供/原點出版
經費裁減也衝擊到IRCAM,也就是「聲學、音樂研究和協作學院」(InstitutdeRechercheetdeCoordinationAcoustique/Musique),一個激進的音樂實驗中心。
這項計畫是為了招徠皮耶.布列茲(PierreBoulez),現代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他剛從大西洋的自我放逐中返回,放逐的導火線是法國國家廣播電台不情願播放他的音樂。
布列茲對音樂採取的走向,一如我對建築;他想要一個地方,能讓十二位音樂人和十二位聲音科學家或十二位社會學家一起合作。
他拒絕封閉的古典結構,喜愛開放結局的做法。
龐畢度總統的妻子克勞德.龐畢度(她後來成為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們貝爾塞茲公園小公寓晚宴的閃亮賓客)幫忙充當說客,說服布列茲和其他前衛作曲家合作,包括盧西雅諾.貝里歐(LucianoBerio)和喬治.李蓋蒂(GyörgyLigeti),共同為學院制定計畫書,但最後變成無法把該機構納入主建築裡,一方面是空間需求還不明確,加上音樂家需要的特殊聲響條件和鬆散彈性的主結構無法配合。
不過我們倒是可以取得另一個基地,那裡先前是一所小學,後來決定把它當成廣場的延伸,將IRCAM建在地下。
麥克.戴維斯和他的團隊準備了各種選項,包括一個可以從地面升起、宛如瓦斯槽的結構,供表演之用,其他時間則可降回去變成廣場。
最後的設計是整個隱匿起來,一個位於廣場下方二十公尺處的密閉盒子,容納表演廳、錄音室和工作坊。
裁減經費決定的時間,對IRCAM正好是一個關鍵時刻;當時挖掘的工程已經結束,要在這個時刻緊急重新設計,意味著團隊必須花一大筆錢,把剛剛挖好的坑洞重新填起來。
不過,在這個縮小的空間裡,預算刪減也讓團隊有機會跟布列茲一起合作,釐清概念,透過科技創新和內部的靈活度來創造彈性,而不是將不斷增加且離散的聲學區域含括進去。
Piano+Rogers也以簡單的鋼管和皮革為基礎,替龐畢度中心和IRCAM設計家具;圖片提供/原點出版
攻訐標靶:雨傘和譴責
我記得很清楚,在龐畢度中心即將開幕前的一個下雨天,我站在廣場上。
一位衣著優雅的法國老女士站在我旁邊,邀請我站到她傘下一起避雨。
「先生,」她說:「你知道這棟建築是誰設計的嗎?」「女士,」我滿懷喜悅地回答,準備為我的設計接受讚譽:「是我。
」那位女士一言不發,但用她的雨傘在我頭上狠敲了一下,逕行離去。
她沉默但強烈的反應,正是龐畢度中心吸引到的典型輿論。
從我們贏得競圖那天開始,就飽受來自四面八方、各種角度的抨擊:左派批評我們和國家支持的文化集權主義勾結;右派指責我們褻瀆巴黎的天際線。
有一天,在辦公室裡,有人拿了一份請願書給我看,其中一段約莫是:「我們這六十位知識分子,希望表達我們對這座恐怖的外星鋼鐵建築的反對立場⋯⋯」我嘆了一口氣,正打算把它放到反對意見的那堆檔案裡時,我注意到大家哈哈大笑。
原來那份請願書,是將近一百年前反對興建艾菲爾鐵塔的。
愛妲.露意絲.胡塔伯(AdaLouiseHuxtable)和希爾頓.克雷馬(HiltonKramer)都是《紐約時報》(NewYorkTimes)的評論家,在我執行龐畢度這個案子的七年裡,只有他倆寫過正面好評,不過不意外的是,克雷馬本來就是少數派:「它完全不像任何人先前看過的任何東西,因此,對那些無法在建築藝術裡承受任何嶄新想法的人,就顯得特別可怕。
」至於其他記者,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決定了這個故事的模樣。
有個《新聞週刊》(Newsweek)的記者用挑釁口氣質問我預算超支的事。
等我秀出報告,證明這個案子準時完成也沒超支時,她就聳聳肩膀說:「反正新聞我已經登了。
」
龐畢度中心的興建過程,是我無法想像的艱辛。
倫佐和我精疲力盡,花了好幾個月才恢復過來。
儘管在這過程中我們經歷了各種變更,也接受了多方妥協,但龐畢度中心還是保留了它的清晰概念:一棟融合公共空間的建築物;一個靈活的容器,供人類活動在此進行,有開放的內部空間支撐多樣交疊的用途;一個經濟的輕量結構,將創造它的科技清楚表現出來;一棟為這座偉大城市增添豐富性和多樣性的建築。
儘管如此,1977年1月,當季斯卡總統為龐畢度中心舉行正式開幕時,倫佐和我竟然得努力爭取才能受邀參加典禮;緊張氣息明顯可見。
然而,抨擊的浪潮卻在一夜之間整個翻轉,因為記者們看到,民眾大排長龍等著去參觀他們口中那棟醜陋的闖入者或死掉的菁英文化廟堂。
開幕後第一年,總計有七百萬人入內參觀(超過羅浮宮和艾菲爾鐵塔的總和),確立龐畢度中心身為現代招牌地標的地位,而且實現了它許下的承諾:一個屬於所有人的地方。
(左)龐畢度的正立面,設計的宗旨是友善的機器人而非古典神廟,它的空間和結構都是可調整的,不是死硬的(右)龐畢度的開放式結構和精緻的古典主義恰成對比,後者的案例之一是帕拉底歐(AndreaPalladio)在威欽察(Vicenza)設計的奇耶里卡提宮(PalazzoChiericati),這類建築不管增減一分都會破壞整體的美麗程度;圖片提供/原點出版
作者簡介
理察.羅傑斯 RichardRogers
代表作──龐畢度中心、倫敦千禧巨蛋、希斯洛機場第五航廈、波爾多法院、利德賀大樓、勞氏大樓、高雄捷運中央公園站、桃園機場第三航廈。
RogersStirkHarbour+Partners建築事務所創辦人,設計作品的面向多樣,從住宅、機場、博物館、癌症中心到辦公大樓,曾榮獲2007普立茲克獎建築獎得主及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終身成就獎。
受到2013年於皇家學院舉辦的回顧展所啟發,開啟本書的撰寫。
1933年出生於佛羅倫斯,出身義大利建築世家,患有讀寫障礙,他以熱情逆轉人生,進入歐洲最高建築學府AA建築聯盟學院,再進耶魯師從PaulRudolph、SergeChermayeff等名匠,跟NormanFoster當同學,並於38歲時與RenzoPiano一同贏得龐畢度中心的競標案。
他曾任倫敦、巴塞隆納、巴黎市長的建築顧問,並曾帶領「建築和都市主義小組」著手扭轉英國的都市生活。
理察.布朗 RichardBrown
與理察.羅傑斯共同撰寫本書。
為倫敦中心的研究總監、倫敦市的獨立智庫。
《建築的夢想:龐畢度中心建築師理察.羅傑斯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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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建築的夢想:龐畢度中心建築師理察.羅傑斯自傳作者:理察.羅傑斯(RichardRogers)、理察.布朗(RichardBrown)出版社:原點出版博客來:https://bit.ly/34OOG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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