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東方的器物 曾比包包香水更令歐洲人瘋狂

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史上，16、17世紀是一個帶有童話色彩的「輕信」時代。

歐洲人對中國的認知，停留在霧裡看花的階段；而隨著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傳入歐洲的中國器物，滿足了歐洲人對一個富足、文明、出塵世界的全部想像。

過去十年間，歐美各大奢侈品店擠滿了中國人，中國人的身影出現在巴黎、倫敦、鹿特丹、紐約，購買世界頂級品牌奢侈品。

據說中國人遊客多的地方，買空奢侈品店是件大機率的事。

中國中產階級家庭越來越傾向於歐美奢侈品，從手包、衣物到家具，歐美各類品牌在中國人圈內攻城略地。

歐美各品牌店不僅在一線、二線城市有實體店，在一些強勢的三線城市也勢頭不減。

據統計，2016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約占全球三分之一。

在一家奢侈品商店前排隊等候入場選購的人群/圖片來自網際網路

有經濟學家將過去十年中國中產階級的歐美奢侈品消費與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的全球購買相比較，認為這是後工業化出口型國家的必經之路，是全球化拉平世界的後果之一，似乎很有道理。

若我們的目光再次投向四個世紀前的歐美，會看到奢侈品的反向流動，即奢侈品由東亞流向歐洲的巴黎、倫敦、鹿特丹。

約有三個世紀的時間，歐洲王室、新興資產階級著迷於東方絲綢、茶、瓷器，不顧一切地讚美來自東方的器物，當時的歐洲瓷器消費幾乎全都來自中國與日本。

十九世紀後期歐洲文化界對東方物品由稱讚轉向批評，東方器物仍吸引著西人眼光，但卻逐漸成為博物館的收藏品。

海上貿易與東方情調：歐洲人眼裡的東方奢侈品

早在秦、漢時就有西人東來長安取絲進茶；唐、宋之際，便利的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讓阿拉伯商人成為東西方之橋，瓷器一路向西。

葡萄牙與西班牙在十五世紀末成為印度洋貿易主力，在劃定的西半球貿易勢力範圍後，西班牙人控投制大西洋貿易，葡萄牙控制太平洋上東亞及東南亞海上運輸線，將瓷器運往歐洲、美洲，甚至非洲東海岸。

此時，從新世界美洲大陸流出的白銀，隨著西班牙、葡萄牙商人流至東亞東南亞的印度、中國、日本；而東南亞的香料，中國的絲綢、茶、瓷器，加上日本的漆器西進，得到歐洲王室青睞。

當時覲見英國女王的商人，為顯示自己的忠誠與得體身份，會裏著彩色絲綢過節般前往王宮，並獻上貴重的東方瓷器。

歐洲的王公貴族們絲綢在身，仿佛看到東方的富庶與異國情調，而滿屋收藏的中國青花瓷器，明晃晃地證明西方人想像中多金、富庶、強大的東方存在。

十六世紀，東方瓷器成了歐洲上層社會的奢侈品之一。

王室認為來自中國的青花瓷器要比原來的義大利-荷蘭的多彩琺瑯器物更能體現王宮的異國情調及王室品味。

青花瓷裝飾過的王宮吊頂，與案几上青花瓷花瓶、牆上青花壁紙、青花窗簾相得益彰。

社交聚會上的茶具，亦追求類似青花審美，茶具上的柳葉、荷塘、仕女等圖案更讓王室興奮。

一種長口類似觀音手持凈瓶的青花瓷，在歐洲特受歡迎。

這些凈瓶大多在景德鎮生產，葡萄牙商人通過廣州及澳門的中國商人代為定購，後通過自家船隊經東南亞、印度洋、地中海運到歐洲人手中。

歐洲王室的東方想像與審美多來自東方瓷器上圖案，菊、蓮、蘭、花園代表東方的富庶與文明，仕女圖亦反映東方超越凡人的道德修行，至於其他看不懂的圖案，更顯示出東方神秘主義的審美。

神秘的東方主義始於西方對東方的誤解，而瓷器上描繪出的東方式審美及東方生活習俗也刺激並調教著歐洲人東方誤解與想像。

明、清易代之際，絲、茶、瓷繼續成為出口歐洲之大宗。

新興的荷蘭、英國、法國商人從葡萄牙手裡奪過東亞及東南亞海上貿易權，繼續為歐洲王室帶來心儀的東方物品。

法國王室用絲緞裝飾身體、戲台、花園，並翻譯中國戲劇及孔子著作；德國人根據耶穌會教士來信內容修建東方式花園、了解中國瓷器製作知識；英國人的心事主要在收集各類青花瓷具上。

隨著茶飲在歐洲的興起，十七世紀歐洲王室成為中國瓷器最大的收集者及使用者，王室及貴族的休閒娛樂活動往往伴著一壺茶飲開始並收尾。

這一時期的荷蘭、英國王公貴族藝術肖像畫，往往都有奢侈飲茶場景；來自東方的茶具成為這些藝術畫中重要器具，長的、短的、高的、低的，長口短口，不經意的出現在畫面上；東方式茶具成為王室及貴族日常生活中重要物件，從早起後第一杯茶到晚睡前的潔身，東方瓷器不離左右。

瓷具上山水、桃、靈芝、松、鶴、牡丹，不僅是激發著王室的東方想像，也成為歐洲人了解東方的第一課。

十八世紀歐洲動植物學家東方式的探險，其好奇心大約開始於餐桌瓷器上所見的花花草草罷。

弗朗索瓦·布歇（1703-1770）：《中國花園》。

布歇一生從未來過中國，卻創作了不少中國主題的繪畫作品。

他的作品中對於中國的描繪，主要是出於想像、傳聞以及外貿瓷器上的花紋。

荷蘭人現身東亞之時，正處明、清易代之際，出口歐洲瓷器格局也發生變化。

由於無法獲取來自中國的瓷器，荷蘭商人轉向日本。

早期流向歐洲市場的日本瓷器亦以青花圖案為主，樣式亦仿照中國出口瓷器；後來，他們根據荷蘭貨商的需要，製作了一些中國瓷器商從未做過的樣式，如芥末壺、鹽罐、墨碟等歐洲人屋內生活用品，色彩多，樣式新。

德川時期，「伊萬里燒瓷」及「有田燒瓷」成為外銷歐洲主力。

彼時，遠售至歐洲的漆器亦多來自日本，出品量雖不如瓷器，但日本漆器黑底加入描金及灑金圖案，既不喧譁，亦可表現王室的雍容，成為歐洲王室收集及使用的東方奢侈品之一。

與此同時，日本的刀、劍、頭盔等武器亦是歐洲王室渴望的東方物品。

此時，瓷器仍是歐洲奢侈品之大宗。

三個世紀的時間，僅中國約向歐洲出口了約三億件瓷器，一年進入北歐市場的中、日瓷器約有十萬餘件。

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中期，瓷器消費者從王公貴族向商人及新興資產階級家庭延展。

在東亞及東南亞沒啥航運權的西班牙船隊，利用大西洋特權將瓷器從歐洲轉售至南、北美洲。

近來的考古，發現十七世紀加利福尼亞的印第安人曾用瓷器碎片做成長矛前的矛頭，可見東亞外銷瓷所達之地理廣度，這個時期荷蘭及英國東印度公司是東亞及東南亞海上貿易的主力。

十八世紀末，建國不久的美國東海岸的商人們開始擺脫歐洲定購東方器物的傳統，轉向廣州直接進貨。

1789年第一隻前往中國的美國「皇后號」，用大量的威斯康星花旗參、康涅狄克州的木材與獸皮帶回大量中國瓷器回美國。

今天美國東海岸的公、私博物館，仍可見十九世紀前外銷中國瓷器通過歐洲或通過美洲漂洋過海來到北美。

技術、重改、誤讀、「山寨」

十七、十八世紀的瓷器利潤高，全球市場大，歐洲人特喜歡，為啥歐洲人不能自己生產獲利呢？兩個字：技術。

東方瓷器輕薄，色彩亮麗，樣式多變，還易於清潔。

亮麗的景德鎮瓷器與選土、捏胎、上釉、起窯、燒窯等程序密切相關，一切都以技術為支持。

景德鎮是當時的世界瓷器加工廠，年產量達三十多萬件，全世界只此一地。

據法國耶穌會教士殷弘旭（Fran?ois Xavier d'Entrecolles，1661-1741）的《瓷都見聞錄》記載，景德鎮常年有來自日本、東南亞、歐洲各地訂貨商；殷弘旭在當地廟碑上看到本地人驕傲寫道：「鎮上的瓷窯製作官瓷貢品，從京城來催貨的官差絡繹不絕，商人的生意蒸蒸日上。

」殷在鎮上走一圈，發現鎮上小店林立，官方瓷器市場管理很嚴，拿到執照才可營運，違者不僅失去經營權，甚至有牢獄之災；但幾步路之外，處處是瓷器跳蚤市場，價格自由，任人挑選，而樣式之多遠超官市；絡繹不絕的挑夫們扛著成擔的瓷器，在熙熙攘攘的狹窄街道上進進出出，卻行走自如，不見任何閃失。

這種官、私兩重市場，嚴罰與寬鬆並存的治理，讓遠來的殷弘旭非常詫異，記之於筆端，並轉告於萬里之遙的歐洲人。

景德鎮瓷器雖好，但不是照著歐洲的廚房及日常生活設計出來的。

十八世紀伊始，英國人開始按照自己室內需要訂製瓷器，船形醬盤、剃鬚盤、茶壺內瓷過濾網、假髮架、像框架、刀叉架、烤盤出現在英國人的訂單中。

景德鎮工匠從未見過此類物品，但仍按訂單圖示生產出來交貨。

此外，歐洲人收到瓷件後，還會自己改造，讓其更適合自己的日常生活。

荷蘭人將青瓷花瓶改成痰盂，後再迴轉到中國；英國人在冰酒器外加上木框木架，並留下小孔，以便冰水外流。

若是景德鎮工匠此時來到歐洲，見到改進之瓷器，會不會猜到這些瓷器曾出自自己之手？

薩里漢姆莊園中標誌性的中國茶壺（1650-1670）。

這隻中國漳州出產的白瓷茶壺，經由歐洲工匠之手加入了鍍銀支架，始終安放在公爵夫人私人房間的茶几之上。

殷弘旭在景德鎮看到無所不能的巧匠，只要有定製樣式或圖案，當地的師傅便會轉身捏出模子。

丹麥的雙耳啤酒杯、維也納模水晶花瓶、法國心形杯等，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不見不用之器，景德鎮師傅們都會在最短時間打磨出來交貨。

殷注意到工匠們不僅會快速出清西方定單，也會根據西周青銅器、唐宋金銀器，或者同時代的石器、漆器、玉器、竹器等樣式打造出惟妙惟肖的復古瓷器樣品。

「圓的、葫蘆樣、壺狀的、殼形的，惟妙惟肖，沒有一樣不似原樣」。

有些瓷器圖案還借用了錦緞圖案及色彩，後來絲織業也曾把青花瓷中柳葉圖印製至絲錦緞上，歐洲人常用之做窗簾。

可惜的是，工匠們的巧手及技藝並不能保證其應有的收益，有時更讓他們有切膚之痛。

彼時，沒有任何地方能比景德鎮更能快速適應市場，根據市場需要做出調整，並根據市場定購生產各類的仿製品；但歐洲市場流行式樣變化多，式樣一年一樣，而這並不能及時送達遠方的景德鎮。

大家還在拚命生產前一年樣式，忽然間訂單就沒有了，辛辛苦苦一年的全泡湯。

殷弘旭注意到千萬家制瓷，有幸發達不過一家，其他的都是為他人做嫁妝，但仍會苦苦掙扎，冥冥之中期待某一天也掙上足夠的錢，開上一間自家的瓷器店。

殷弘旭於1712年所寫的有關中國瓷器製作的信件。

這些信件後來被結集出版，即《瓷都見聞錄》

殷弘旭是最早向歐洲人介紹中國各類工藝的西方人。

除瓷器外，宮花、蠶絲以及種痘的知識，他都有興趣向歐洲介紹。

他曾生活在景德鎮七年，一面傳福音，一面了解景德鎮的瓷器製作工序，從選土、上釉、燒釉，用油灰、麵筋、桑葚汁修改小錯等工技都記錄下來。

殷還記錄下景德鎮細密的分工及靈活的生產方式，會根據大小訂單批量化生產；殷通過長信件，將景德鎮的瓷器生產知識介紹給歐洲的陶瓷生產商，後被輯集出版成《瓷都見聞錄》，成為歐洲瓷器商了解景德鎮瓷器生產的重要途徑。

殷弘旭在景德鎮工匠們的燒窯內看到了亞當·斯密所說的細密分工。

第一次燒窯約有二十人工作，有人用竹管吹釉，有人用色彩上釉；根據訂單要求，上一道還是上十道，殷弘旭見識過上十八道釉的作坊；而打磨、上色、上釉或釉下的工序，需要工匠近七十人；瓷器上一株菊花，花瓣一人畫，花徑是一人，整體修飾又是一人；若是多幅瓷畫，一人畫花鳥，第二人畫山水，第三人書字，分工極為細緻明確。

亞當·斯密說一根針需要十八道工序分工，才能提高生產率，創造效率；景德鎮的分工及組織模式與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高超技藝術、精細分工、加上生產規模及組織形式，讓景德鎮成為全球瓷器製作的發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