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精神的由來與發展--黨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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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在上書李鴻章,寄希望於改良弊政以救危亡的嘗試失敗后,孫中山立即意識到隻有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專制統治,才能“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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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精神的由來與發展
2016年12月15日10:27 來源:人民政協報
原標題:孫中山精神的由來與發展
熱愛祖國、獻身祖國的崇高風范
孫中山的偉大緣於他為中華民族畢生奮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他說:“愛國心重者,其國必強,反之則弱。
”在近代中國國運式微、民生日蹙的內憂外患情形下,是孫中山先生敢於冒著殺頭甚至毀家滅族的危險,率先高舉反清革命的大旗,掀起了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浪潮。
孫中山先生常言:“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麼呢?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愛國。
”他一生一直以愛國若命、一息尚存、不忘救國鞭策自己,在思想、情感和行為上,表現出熱愛祖國、獻身祖國的崇高風范。
本來,他有一份令人羨慕的醫生職業,可以憑此過上安逸舒適的生活,但他毅然將自己的安危富貴置之度外,公開向清政府專制統治挑戰,表現出熱愛祖國、獻身祖國、勇於擔當的愛國主義精神。
1894年,在上書李鴻章,寄希望於改良弊政以救危亡的嘗試失敗后,孫中山立即意識到隻有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專制統治,才能“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
在興中會的誓詞中,他明確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奮斗綱領﹔在《興中會章程》裡,他又率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
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孫中山又更進一步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以“三民主義”作為救國救民的革命動力。
民國建立后,孫中山認為“必先從根本下手,發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國勢不搖。
”表示“欲舍政事,而專心致志於鐵路之建設,於十年之中,筑二十萬裡之線,縱橫於五大部之間”。
但是當宋教仁慘遭暗殺后,孫中山如夢方醒,始知欲國家富強、民族振興、民生幸福,非去袁世凱不可,毅然發動“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雖然再次被迫流亡海外,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救國救民的志向,而是不斷地喚起民眾,組織力量,先后三次在廣東建立革命政權,對內反對軍閥割據,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對外反對列強的侵略和掠奪,直到臨終前夕,他仍念念不忘昭告國人:要不爭地位,不計權力,攜手同心,共圖救國。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孫中山始終是一位頭腦清醒、目標明確、海納百川、志存高遠的愛國者。
他曾明確指出,要振興中華,就必須“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如此中國才能“轉弱為強,易舊為新”。
同時,他對那些民族虛無主義者不以為然。
自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義和團運動之后,一些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一天高過一天”,由於要崇拜外國,仿效外國,便以為“無論什麼東西,都是要仿效外國”,這種見解和思想,在孫中山看來“真是謬誤到極點”。
他在演講和論著裡,多次旁征博引地說明中華民族在思想水平、道德素質、創造能力等方面,並不比其他民族遜色,就連在外國的留學生,學習成績都比外國的學生更好一些。
他相信,如果我們中華民族能一面“恢復我一切國粹”,一面“去學歐美之所長,”定能在不久的將來,甩掉貧窮落后的帽子,“和歐美並駕齊驅”,甚至駕歐美而上之。
孫中山在海外游說革命,也得到東西方國家一些友好人士的支持和同情,但他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不泥古,不守舊,不崇洋,不媚外,在強調對外實行開放主義的同時,始終不忘“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這個基本道理,相信改造中國,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
他認為“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法,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
在孫中山看來,任何國家都必須尊重民情國史,不能完全照搬外國的制度、習俗和思想文化來改造我們中國的社會和文化,認為那些“不研究中國歷史風俗民情,奉歐美為至上”的留學生們,將有“引歐美以亂中國”的危險。
他相信“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在確信工業化、現代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隻能順不能逆的同時,堅定地主張各個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道路必須因應各國的具體國情之異而異,必須走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之路,在認識和實踐上表現出高度的文化自信。
天下為公、心系民眾的博大情懷
孫中山是一位在珠江三角洲香山縣翠亨村成長起來的革命家。
“生而為貧困之農家子”的孫中山,如同舊中國農村中許多貧苦人家的孩子一樣,自幼就參加勞動。
“生於畎畝,早知稼穡之艱難”的孫中山,對受苦的農民大眾始終抱有真摯的同情。
他后來多次對宋慶齡說,從小時起,他就想到“中國農民的生活不該長此這樣困苦下去。
中國的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吃”。
也正是童年時代的經歷,使孫中山從對農民的同情出發,很早就萌發了改變農民大眾困苦生活狀況的意願和振興中華的思想。
青少年時期,就開始為父母和鄉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以此來減輕他們的負擔和痛苦。
1883年7月,孫中山從夏威夷回到了闊別5年的家鄉。
在家鄉,孫中山看到翠亨村風貌依舊,和5年前沒有什麼兩樣,還是那麼美麗和貧困,處處充滿陳舊的氣氛,落后得不見一線生機。
如狼似虎的差役,貪贓枉法的官吏,求神拜佛的鄉鄰,抽鴉片、納妾、濫賭的富人,連白薯也吃不上、依然過著苦日子的農民,一切都依舊令人窒息。
有感於此,孫中山在幫助家庭做些農活、自修國學、加強鍛煉、強身健體的同時,還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參與一些改良鄉政的活動,如修建村路、打更防盜、安裝街燈、清掃街道及衛生防疫等公共事務,后來甚至致書鄉賢鄭藻如,希望這位退休的洋務官員在家鄉帶頭效法西方改革社會,興辦農桑、興辦學校,然后在各地推廣。
他相信農業、禁煙、教育三件事情,“有關於天下國家甚大,倘能舉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
”
孫中山青年時代的理想是做一名醫生,治病救人,但當他認識到國家衰敗和人民貧窮的根源后,便毫不猶豫地放棄自己早期行醫濟世、救死扶傷的理想,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反抗封建專制統治和外國侵略者的革命道路。
1912年,他在嶺南學堂演講時就說,他主張推翻清政府,就是因為這個政府是人民貧困、國家積弱的禍根。
可見,孫中山革命的動機,就是要解除人民的疾苦,挽救民族的危機,振興中華。
孫中山還十分推崇“天下為公”的思想,常以《禮記·禮運》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來表達自己的最高社會理想。
1905年,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就明確表示,“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強調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就是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主義”。
他說:“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與權力都是要共的。
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對於如何實現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孫中山認為應有世界眼光,開放心態,獨立人格和進取精神。
尤其是以“為四萬萬人謀幸福”為目的的革命黨人,更應該保持自身的革命性和公德心。
他說“真革命黨,志在國家,必不屑於升官發財”,並一再告誡革命黨人:“革命黨不要錢,要錢的不是革命黨”。
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類社會天天進步。
在孫中山看來,要人類天天進步的方法,當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種宗旨,互相勸勉,彼此身體力行,造就頂好的人格。
他相信,人類的人格既好,社會必然進步。
在南京任臨時大總統時,孫中山以大總統名義發布命令:“官廳為治事之機關,職員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階級,何取非分之名稱?”並強調:“總統在職一天,就是國民的公仆,是為全國人民服務的。
總統離職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隊伍裡去,和老百姓一樣。
”他反復告誡革命黨人,民國成立后,應當讓人民當家做主,使人民有“政權”可以充分管理國家大事,政府有治理國家事務的“治權”,為人民做實事、辦好事。
這樣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可以增加人民的福祉。
替眾人服務,做人民的公仆,是孫中山民主民權思想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山精神的具體表現。
尤為難得的是,孫中山不僅這樣說,而且也這樣做。
在《家事遺囑》中,孫中山表示:“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
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
”除個人廉潔自律,始終“持平民主義,不欲於社會上獨佔特別階級”外,孫中山在用人方面也兼容並包,唯才是舉,既不結黨營私,又不利用職權打擊報復。
1912年2月,廣東各界紛紛致電孫中山,請他同意讓其兄孫眉擔任廣東都督。
蔡元培也熱心支持這個建議。
但是孫中山堅決不同意。
他認為“粵督任重”,其兄“質直過人,而素不嫻與政治”,“決非所宜”。
1922年,孫中山內定謝遠涵為江西省長。
有人不同意,因為此人曾向袁世凱檢舉過革命黨人。
孫中山解釋說:“謝遠涵不但江西人都知道他,北方的官紳也都知道他。
他轉變過來了,發表他當省長的消息,不但可以影響江西的舊人員,而且可以影響北方的舊勢力。
”
追求真理、與時俱進的優秀品質
孫中山常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則亡”,“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
”
所謂“順應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孫中山看來,就是要不斷學習,與時俱進,成為時代風潮的引領者,社會進步的趕路人。
在近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孫中山先生一直不斷地學習,始終堅持與時俱進,日日趨新。
其一生最大的嗜好是“革命”與“讀書”。
他常說:“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隻有好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生活。
”他認為革命黨就好比為一個國家的醫生,醫生沒有知識,怎能為國家治病,多次告誡革命黨人,讀書貴在有恆,知識積累越多,就越能服務於革命和建設,有利於國家和社會。
他說:“一般人讀書,不認真不要緊,我們革命黨人卻千萬不可不認真。
因為一般人讀書,或是為個人的前途,或是為一家人的生活,他讀書不認真,成敗得失,隻他個人或其一家。
革命黨人則不然,一身負國家社會之重責,如果自己讀書不認真,事情做錯了一點,就不但害了我們的黨,連整個國家社會也被害了。
”
他一生從不停止探索的步伐,從不拒絕修正自己的思想主張,從不排斥外來的優秀文化和進步學說,總是審時度勢,兼收眾長,益以新創,努力趕上時代的潮流。
他回國以后,無論是在兵馬倥傯之中,還是艱困危難之際,經常手不釋卷。
由於他好學深思,廣泛地接觸到世界的先進思想,所以在他的同代人中間,始終比別人更明了世界大勢,見解更高更遠。
早期,他想借地方實力派和開明的官僚來改良鄉政和建設國家,但在《上李鴻章書》得不到回應后,便很快轉向進行反對清政府的民主革命。
后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孫中山先生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潮的影響和西方民主政治得失之啟發,以“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創新”作為處理中西文化關系的方針,創立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
但是,在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過程中,孫中山始終力主對西方文明採取開放的態度,借鑒“歐洲強國之本”和“治國之規”,學習西方“窮理日精,機器日巧”,“興物利民”“地盡其利”以及“恤商”“保商”“興農務”等方面的經驗,在吸收西方文化、融合中西文化中,尋覓“上乘”的策略思想和革命道路,使古老而又停滯不前的中華文明重獲新生,使落后挨打的中國“格外振興”。
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又積極籌劃和參與民國初期的經濟建設,到處演講,宣傳實業救國,主張修鐵路、改善民生,構筑了《建國方略》,提出了《實業計劃》,為中國的現代化描繪了宏偉藍圖。
尤其是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敗后,孫中山深刻地認識到必須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國共兩黨的合作,才能把中國民主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
孫中山在談到自己的革命活動經歷時曾說:“文奔走國事,三十余年,畢生學力盡瘁於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甚所不能擾﹔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
”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先后發動了十次大的武裝起義,可謂屢敗屢戰、從不氣餒﹔辛亥革命后,又三次在廣東建立革命政權,堅決捍衛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維護民主法制,確保民生幸福,敢於同中外反動勢力作斗爭,可謂愈挫愈奮,從不放棄。
一生失敗多於勝利,挫折多於成功,但他一直負重前行,樂觀自信。
他說:“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其價值之重可知。
”孫中山這種堅忍不拔、百折不撓、樂觀自信的奮斗精神,也得到了國共兩黨人士的高度認同。
共產黨人陳獨秀在孫中山先生逝世后十分沉痛地表示:“我們沒有了為國家為民族刻苦奮斗四十年如一日的中山先生了!”這真是“我們極大的損失”。
為了創立獨立自由的國家,保護國家及民眾的利益,孫中山先生雖屢遭挫折,但從不退縮,從不放棄,始終堅信隻要“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長惡消之天理,則終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事實上,任何外來威脅、內部分裂和暫時失敗,都未能動搖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
1925年12月孫中山到達天津時,段祺瑞政府派了葉恭綽、許世英二人為代表到天津迎接,孫中山在病榻上接見他們時,得知段祺瑞要“外崇國信”、召開“善后會議”后,極為憤慨,對著兩個代表厲聲斥責說:“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道理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麼還來歡迎我呢?”並表示“假如不打倒帝國主義,我就革命了!”直到彌留之際,他還念念不忘“和平、奮斗、救中國。
”
參加辛亥革命的吳玉章頗為感慨地說:“中山先生那種忍辱負重、堅持革命的精神,使他在屢次革命失敗時不灰心、不氣餒。
相反地,常常引古話所說‘失敗是成功之母’作為教訓,不屈不撓,再接再厲。
”
(胡波中山大學歷史學博士,教授,廣東省中山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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