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八路軍新四軍的誕生--黨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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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南方8省13個地區(瓊崖紅軍游擊隊除外)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從此,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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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毛澤東與八路軍新四軍的誕生
王志剛
2015年10月08日13:52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華魂》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1937年9月6日,陝西三原縣石橋鎮村外的田野上,臨時搭起的閱兵台,幾根白楊木撐起的架子上張貼著大標語:“擁護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領導全國抗日!”“服從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抗戰到底!”9000多名紅軍,在這裡誓師出征。
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第一二九師”。
服裝的最大變化是換軍帽。
師長劉伯承作動員講話后,下達了“換帽子”的口令並帶頭換下了紅軍帽。
“紅五星”帽徽變“青天白日”圖案,成為紅軍改編的標志物。
三原誓師后,一二九師和先前整編的一一五師、一二0師一樣,直接開赴抗日前線。
10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南方8省13個地區(瓊崖紅軍游擊隊除外)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從此,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就變成“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了。
紅軍整編誕生了八路軍新四軍,毛澤東與八路軍新四軍的誕生緊緊連在一起。
一
西安事變結束了10年內戰,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質是國共兩黨的軍隊合作抗日。
毛澤東接受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搞黨內合作吃大虧的教訓,確定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黨外合作中的獨立自主方針,即在保存與鞏固革命武裝、保証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之下,“改變番號與編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壯大和發展人民武裝。
紅軍要合法化,就要整編,整編就要有番號。
蔣介石卻遲遲不願意給番號。
因為與孫中山主動搞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相比,蔣介石同意第二次國共合作卻是出於被逼無奈之舉。
雖然,西安事變中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等6項條件,並以自己的人格作擔保履行協議。
但實質上,蔣介石消滅共產黨及其軍隊的決心一直沒變。
他想通過“談判”實行軍令、政令統一,剝奪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人事權),達到收編紅軍,進而消滅共產黨的目的。
紅軍整編后的領導權問題,始終是國共兩黨合作抗日談判的焦點。
毛澤東對蔣介石的態度早有預見。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周恩來等赴西安,同國民黨就紅軍改編和開赴抗日前線問題進行談判。
提出,“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組成一路軍,設總指揮部,配正副總司令,下轄四個軍、十二個師、三十六個旅、一百零八個團。
軍官由延安派。
而國民黨隻給兩個師、八個團的編制,不設軍和總指揮部,直屬南京或西安領導。
除師長由中共派外,其他軍官統統由南京配備。
雙方圍繞人員編制和領導權問題僵持不下。
在談判舉步維艱時,毛澤東指出:“與南京談判,在紅軍、蘇區方面以保証我們的絕對領導為原則,在兩黨關系方面以保証我黨獨立性為原則,這些方面絕對不能讓步”,除此之外,“隻要蔣介石同意改編紅軍,就是我們的一大勝利”。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在具體編制及兵力問題作了讓步。
3月8日,談判達成五條意見,由周恩來起草文件上報蔣介石審批。
其中第三條的主要內容是: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及蔣介石統一指揮。
其編制人員按國軍同等待遇。
編為三個國防師,計六個旅十二個團及其直屬隊共四五萬人。
師上設總指揮部,各級人員由中共推選,報南京批准,政訓工作人員可由國民黨派人聯絡。
史稱“三八協議”。
但沒想到蔣介石指導下產生的協議,蔣介石又反悔,不同意了,仍堅持隻給兩個師的編制,軍官全部由南京方面安排,不設總指揮部。
談判又回到了僵持狀態。
3月下旬至4月初的第二次杭州會談、5月2日至14日的第三次廬山會談,都是圍繞著紅軍整編后的領導權問題展開。
蔣介石從控制共產黨、取消共產黨對紅軍的領導權出發,先是同意紅軍改編為三個師,設總部,各級指揮軍官由延安委派,但總司令由蔣委派﹔后又提出紅軍師以上干部全部出洋,半年之后回國重新安排工作,取消各師的政治工作人員,師參謀長與師副職由國民黨派遣。
毛澤東、朱德必須離開紅軍到國民政府中“做事”。
蔣介石的這些條件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拒絕。
毛澤東堅持共產黨對紅軍改編后的領導權,反對國民黨派人到紅軍部隊中任職。
就在國共兩黨談判止步不前的時候,“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了。
第二天,中共中央通電全國:“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當日,中國工農紅軍將領致電蔣介石請纓殺敵,“誓與日寇決一死戰”。
7月17日,周恩來到廬山同蔣介石就兩黨聯合抗日問題舉行第四次會談。
由於蔣介石對日本人不擴大事態的煙幕心存幻想,對再次媾和心存僥幸,談判依然無果而終。
但全國的抗戰形勢使紅軍的整編不能再拖下去了,毛澤東在命令部隊雲陽集中做好自行整編准備的同時,積極開展統戰工作。
7月底,毛澤東親筆給全國著名專家、學者蔡元培、黃炎培等七十余人寫信,通報國共兩黨會談的情況和紅軍急於上前線的決心。
年近古稀的蔡元培接毛澤東的信后趕赴南京,絕食靜待三天,當得到蔣介石答復紅軍改編將提交國防會議研究才返回北京。
8月上旬,周恩來到南京參加國防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圖做統戰工作,其間頻繁拜會了馮玉祥、李濟深、劉湘、龍雲等一大批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開誠布公地闡明中共對共同抗日、改編紅軍的原則立場和態度,使兩黨半年會談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馮玉祥以辭副委員長相勸蔣介石,說:“委員長真是聰明一世,糊涂一時。
紅軍隻編三個師,僅有國軍的六十分之一。
再說,紅軍早就高喊抗日,將他改編,他能不上抗日戰場?那時,你可以一下把他送到最前線,然后再給他劃一個防地范圍,不讓他越雷池一步不就行了。
”蔣介石深知不同意共產黨的整編方案,紅軍上不了前線,自己罪責難逃﹔給了紅軍番號,讓其名正言順的抗日,又無異於放虎歸山。
在內外壓力下,蔣介石表面答應給紅軍番號盡快讓其改編,可肚子裡仍然是盤算著如何消滅共產黨。
最有代表性的是談判期間,國民黨軍政委員會部長黃紹竑和國民黨軍副參謀長白崇禧提出的所謂“黃白案”。
主要內容是:八路軍以兩個師由渭南上車,經風陵渡、同蒲路至代縣附近下車,到蔚縣一帶集中。
另一師沿隴海路轉平漢路,在徐水下車,到冀東玉田、遵化一帶,開展游擊戰爭。
毛澤東看后,輕蔑地哈哈一笑,一針見血地指出:“胃口不小啊,他們這是想吃掉我的整個紅軍嗷!”在這之前已出現過中共閩粵特委和紅軍游擊隊負責人何鳴,組織部隊整編時,由於過於輕信國民黨,使近千名游擊隊員,被國民黨157師以點編發餉為名騙至一地,全部繳械的教訓。
“黃白案”理所當然地遭到堅決拒絕。
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淞滬抗戰爆發。
一直斷尾求生的蔣介石有點清醒了,九一八事變后東北、華北喂不飽侵略者,這次日本直掐咽喉。
江浙是蔣介石發家之地,也是英美等國在華重要利益所在地,非東北、華北可比。
多年來,江浙為蔣介石提供了足夠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
如今日本人打上海,要抄老家、斷后路了。
蔣介石再三權衡后,終於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8月中旬舉行的第5次國共會談才出現了新的轉機。
蔣介石在調動國軍淞滬會戰的同時,同意紅軍改編為3個師,領導權完全給中共。
番號是第八路軍。
這個番號是桂系部隊改編后空出的,而三個師則用此前吃了敗仗被撤銷的東北軍115、120、129的番號。
給敗軍之名,暗含了蔣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消滅共產黨的心願。
周恩來回憶:“我同葉劍英參謀長到南京,開始蔣介石還沒有決定給八路軍以名義,但是到上海打響了,他從廬山跑回來,覺得這是全面戰爭了,才發表了八路軍的番號,緊跟著又發表了十八集團軍的番號,要我們的軍隊去打仗。
”
8月22日,國民政府正式公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從8月22日起,連續三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開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22人參加的擴大會議,研究紅軍改編后的作戰方針和同國民黨的關系問題。
25日,中央軍委宣布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總指揮部,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參謀長葉劍英、副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副主任鄧小平。
下轄以紅一方面軍為主改編的第115師、以紅二方面軍為主改編的第120師、以紅四方面軍為主改編的第129師及八路軍總部直屬隊,全軍編制4.5萬人。
第115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
政訓處主任羅榮桓、副主任蕭華。
全師1.55萬人。
第120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
參謀長周士第,政訓處主任關向應、副主任甘泗淇,全師1.4萬人。
第129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參謀長倪志亮,政訓處主任張浩、副主任宋任窮,全師1.3萬人。
為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成立前方軍委分會,以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
軍委強調:“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揚十年斗爭的光榮傳統,堅持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保証紅軍在改編后成為共產黨的黨軍,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斗爭,完成中國革命之偉大使命。
”“在原有紅軍中蘇區中及一切游擊區中,共產黨絕對獨立領導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不許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任何原則上的動搖。
”
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后,立即開赴抗日前線。
一個月后的9月25日,115師在平型關旗開得勝,取得了全面抗戰以來的第一個勝利。
平型關大捷,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了士氣,鼓舞了信心,使全國人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
二
毛澤東在爭得對八路軍領導權的同時,對新四軍整編中的領導權也同樣重視。
葉挺擔任軍長的過程和新四軍番號的由來就說明了這一點。
廣州起義失敗后,葉挺流亡國外,九一八事變后到澳門居住。
七七事變后,他結束流亡回到國內。
八一三事變后,葉挺向蔣介石提出了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的建議:“為了抵抗日本侵略,為了在華中日本佔領區內開展游擊戰爭,讓我來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紅軍和改編這些軍隊。
”並提出改編后的番號叫“新四軍”。
蔣介石接受了葉挺的這一建議並同意葉挺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
番號則得到了國共兩黨的認可。
蔣介石認可“新四軍”,是第一次大革命時,他任總司令的北伐軍中有個第四軍。
毛澤東認可“新四軍”,是他創建人民軍隊的第一個軍是紅四軍。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身份參加國民黨共同組織北伐。
第二次北伐的8個軍中第四軍共產黨員最多、戰斗力最強。
共產黨員葉挺任第四軍直屬獨立團團長。
1926年8月下旬,北伐西路軍在組織進攻湖北重鎮汀泗橋和賀勝橋戰役中,面對吳佩孚3萬余精銳主力,2000多名葉挺獨立團的勇士奉命增援李宗仁第七軍等部隊。
他們勇猛血戰,為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的榮譽。
1927年1月15日,武漢的粵僑聯歡社將精心鑄造的一巨型鐵盾贈送給第四軍將士。
該盾正面中央鑄有“鐵軍”兩個豎寫的大字,鐵盾右上方題“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全體同志偉鑒”。
因鐵軍“獨負盛名、戰績輝煌”,朱德、毛澤東井岡山會師后的第一支部隊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成為軍史上最早的軍。
葉挺提議把紅軍游擊隊改編后的部隊稱為新四軍。
就是希望這支部隊繼承“鐵軍”和紅四軍的優良傳統。
毛澤東雖認可“新四軍”這個番號,但對葉挺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卻不完全放心,因葉挺已不是共產黨員。
所以沒有推選葉挺為軍長人選。
中共推薦的其他人選,國民黨反對。
國民黨隨之提出由陳誠或張發奎指揮“新四軍”,中共不同意。
國共兩黨在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后由誰指揮這支抗日武裝相持不下。
9月28日,蔣介石突然單方面委任葉挺為新四軍軍長。
在蔣介石看來,葉挺在國外過了十年流亡生活,已脫離共產黨且失去了共產黨信任。
想乘機把葉挺拉過去,通過葉挺把紅軍游擊隊抓在自己手裡。
中共中央沒有立即同意葉挺就任新四軍軍長,因為葉挺長期寓居海外,雖然歸國后見到周恩來時有一個表態,但中央對他的政治態度和立場還缺乏全面掌握,需要有一個考察了解的過程。
10月9日,毛澤東致電正在南京同國民黨談判的博古和葉劍英,詢問葉挺是否願意恢復黨籍或完全接受黨的領導,而不受國民黨的干涉,並是否願意到延安來一趟。
葉挺獲知后明確表示,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決定赴延安。
10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南方8省13個地區(瓊崖紅軍游擊隊除外)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張雲逸、副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主任鄧子恢。
中共中央在不反對葉挺任新四軍軍長的同時,決定成立以項英為書記、陳毅為副書記的中央軍委新四軍軍分會。
11月3日,葉挺到了延安,受到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的熱情歡迎。
第二天晚上,延安隆重集會,毛澤東熱情洋溢地致詞,“我們今天為什麼歡迎葉挺軍長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代的北伐名將,因為他願意擔任我們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
葉挺被感動得心潮起伏,激動地說,“同志們歡迎我,實在不敢當,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
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現在又跟上來。
今后,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正確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
11月9日,葉挺告別延安回到武漢。
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
1938年1月移駐南昌。
2月部隊開始集結整編。
全軍1.03萬人,編為4個支隊:第1支隊,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傅秋濤。
第2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
第3支隊,司令員張雲逸、副司令員譚震林。
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
改編結束后,新四軍於1938年2月開始向皖南、皖中集結,整訓后開赴華中敵后開展抗日游擊戰。
葉挺懷揣蔣介石的委任狀,身穿國民黨的將軍服,但一直白皮紅心,對共產黨忠貞不渝,也深得毛澤東的信任。
皖南事變后,蔣介石軟硬兼施、威逼利誘,葉挺信仰信念不改,出獄后的第一個要求是重新入黨,后因飛機失事壯烈犧牲。
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高度評價。
三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基礎是共同北伐,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與國民黨員一塊組織領導國民革命軍消滅軍閥,北伐成功了,蔣介石卻背叛了革命,殺了共產黨個措手不及,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了。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基礎是共同抗日,在黨外合作中,共產黨既堅持統一戰線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使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合法生存發展,抗戰勝利了,蔣介石又故伎重演,妄圖三個月消滅共產黨,毛澤東早有准備,國民黨失敗了,共產黨得了天下。
這個早有准備的起點就是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的成功。
毛澤東在總結中國近現代革命史的經驗教訓時說,蔣介石和一切軍閥都十分重視“有軍則有權”,“都愛兵如命”,處在全國抗戰復雜環境中的中國共產黨人不能犯兵權問題上的幼稚病。
他提出了處理國共關系的四種方式,即先斬后奏、先奏后斬、斬而不奏和不斬不奏,從而既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又堅持了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獨立領導權。
使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迅速發展壯大,奠定了在解放戰爭中戰勝國民黨反動派的雄厚物質基礎。
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曾對一個訪華的日本代表團說,感謝日本侵華,是從壞事變好事說的,不是說日本侵略者幫了共產黨的忙。
但壞事變好事的條件是路線正確。
八路軍新四軍的整編及后來的大發展不都說明了這一點嗎?!毛澤東為中國革命制定了正確的路線,不愧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戰略家、政治家!
來源:《中華魂》雜志2015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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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玉、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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