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拼音是中國與老外交流的基礎，但其實很難用，為什麼？

誰是漢語拼音的發明者？為什麼北京有Peking/Beijing 兩個英文拼寫，而上海只有Shanghai 一個？ 文｜鄭子寧漢語拼音是中國人必不可少的輔助工具。

PrimaryMenu Searchfor: Search 中國人日常用的漢語拼音，屢因拼寫規則奇特惹出尷尬。

漢語拼音的發展是如何和使用者息息相關的？誰是漢語拼音的發明者？為什麼北京有Peking/Beijing兩個英文拼寫，而上海只有Shanghai一個？ 文｜鄭子寧 漢語拼音是中國人必不可少的輔助工具。

學習語文要用，辦理證件要用，出國生活也要用。

但是，它卻給很多人帶來煩惱——老外似乎並不習慣漢語拼音的讀法，如Xing（刑）先生老外就鮮少能讀對。

Quan（全）小姐可能被弄成關小姐。

北京的「復興門」最倒霉，Fuxing的拼寫很容易讓人產生不好的聯想。

就連著名大學似乎也對漢語拼音有抵觸情緒。

北京大學不叫BeijingUniversity而要叫PekingUniversity，清華大學則是TsinghuaUniversity，廈門大學最厲害，直接用了個讓人不明所以的AmoyUniversity。

▍燕京大學，YenchingUniversity 漢語拼音為什麼長成這樣？而這些大學的拼音又都是如何來的呢？ 誰在用拼音 要想解釋拼音為什麼這樣，首先得要知道拼音是做什麼用的。

各國文字有著不同的書寫系統。

一旦要和使用不同文字的人群接觸，那麼出於進行商貿、文化交流乃至學習對方語言的考慮，把本國文字以另一種文字的形態轉寫就是非常必要的。

對於多數主要拼音文字來說，字母之間都有相對明確的對應轉化關係，設計一套轉寫方案相對容易。

古羅馬時期羅馬人和希臘人交流頻繁，就產生了一套標準化的以拉丁字母書寫希臘語詞匯的方法，兩種文字的轉化幾乎完全自動化，如希臘字母Γ、Δ、Η、Θ、Ξ、Ψ在拉丁文中就分別轉為G、D、E、TH、X、PS。

▍簡化後的中世紀字體的演化，來源：維基百科 但是漢字並不是純粹的表音文字，在文字上和一種拼音字母建立對應關係並不現實。

直到近代之前，中國人自己鮮少有使用拼音的需求——歷史上用拼音文字表示漢語並不常見。

一般只出現在因各種原因遊離於主流漢文化外時，如敦煌被吐蕃占領時期，當地漢人一度有用藏文字母拼寫漢語的，部分西北地區的回族人在內部通信時，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寫的漢語，即所謂「小兒經」。

▍唐朝民歌《遊江樂，泛龍舟》，使用藏文字母拼寫漢語 因此，早期漢語拼音的設計者和使用者都主要是外國人。

至遲在漢朝，中國就開始和文字不同的異民族交往。

這些異民族將漢語的發音用自己的文字記錄，形成拼音的雛形。

如往來中國的粟特胡商將「店」拼為tym，前來廣州的天方商人則把廣州拼作khanfu（廣府）。

▍粟特古信札 但是這些早期拼音非常零散，並不系統，只是對需要的人名地名或漢語借詞進行轉寫，並沒有對漢語進行整體的拼音化。

漢語拼音化真正走上正軌，還是從明朝開始陸續前來中國的西方傳教士的功勞。

為了向中國人傳教，西方傳教士熱衷學習漢語。

但漢語可能尚算容易，漢字則學習門檻極高。

於是西方傳教士想出了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並編纂字典以便學習的方法。

最早對漢語進行系統性的拼音化的傳教士為利瑪竇和羅明堅。

他們在1583年至1588年編寫了漢葡字典，並用上了他們設計的漢語拼音方案。

該方案奠定了日後傳教士漢語拼音的基礎，但是自身卻傳播不廣，乃至很快湮沒無聞。

▍利瑪竇除了發明了拼音，還提高了農歷的精度 影響力較大的則是1626年由傳教士金尼閣出版的《西儒耳目資》，反映明朝後期官話的讀音。

由於是傳教士為西方人學習漢語方便所創，因此《西儒耳目資》拼音較為接近法語以及拉丁語的正字法，如「然」的聲母用j表示，後鼻音韻尾則用-m表示（「雙」拼寫為xoam）。

▍《西儒耳目資》是反映明朝中後期南方官話讀音的重要材料 金尼閣之後，傳教士紛紛設計自己的拼音。

這些由傳教士設計的拼音和金尼閣一樣，主要為西方人學習方便而設。

因此根據傳教士自身來源，在華所在地等因素也有著不同的拼寫。

同樣一個「莊」字，英國人寫chuang，法國人寫tchouang，荷蘭人更是能寫出tschoeang來。

▍莊子作品被譯成法語，可看到圖中作者欄莊子法語名TchouangTseu 不過這些拼音方案也有共同特徵，如漢語的不送氣清音和送氣清音用附加符號區別，即「波」/「頗」、「多」/「拖」、「戈」/「科」的聲母分別寫為p/p’、t/t’、k/k’。

在西方語言中一般用來表示濁音的b、d等字母因漢語官話中沒有嚴格對應的音則往往棄之不用。

大量在非官話地區的傳教士也設計出種種方言拼音。

特別在閩語區，傳教士設計的福州話平話字和閩南白話字流行甚廣，並被用作在當地辦學的教學工具。

閩語和其他漢語相差較大，寫不出字的詞很多，用漢字書寫口語困難，不少當地民眾甚至這些拼音當作了主要的書面交流工具。

直到50年代，林巧稚大夫在進行對台廣播時，仍然使用傳教士創制的閩南白話字撰寫講稿。

▍海南話版《創世紀》，反映了早期海口/府城口音 但是這些拼音的流傳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只能傳於一時一地，難堪大用。

真正有全國性影響的拼音方案，還要到19世紀末才問世。

1892年，英國人翟理斯修訂完善了威妥瑪於1859年設計的拼音，形成了「威妥瑪拼音」。

威妥瑪拼音和現代漢語拼音在不少地方已經相當類似。

如用ao表示「奧」，ch’表示「產」的聲母。

與之前的諸多拼音方案相比，威妥瑪拼音系統簡潔統一，表音方便準確，很快成為第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漢語拼音。

▍威妥瑪撰寫的《語言自邇集》中講述了其學習漢語的經驗 雖然威妥瑪拼音是現行漢語拼音出現前最普遍的拼音。

但是，如果按照威妥瑪拼寫，北京是Peiching，廈門是Hsiamên，清華則應該是Ch’inghua，並非這些學校現在常用的名稱。

那麼Peking、Tsinghua、Amoy的拼寫又是怎麼來的呢？ 1906年，在上海舉行的帝國郵電聯席會議，要求對中國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寫法，進行統一和規範以方便通信。

在此之前，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已經要求各地郵政主管確定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寫。

赫德希望各地能用地方音拼寫，但各地郵政局長則往往用已經通行的威妥瑪拼音交差。

▍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爵士，曾自稱自己更像是一個中國人。

圖為刊登於《名利場》上的赫德爵士畫像，左上角的「江海關」印錯了方向 當時中國郵政系統高層由法國人控制。

威妥瑪拼音英文色彩濃厚，法國人並不樂見，因此在1906年的會議上，最終確定了一個混合系統的拼音方案。

這個拼音方案引入了大量北京話中已經消失，但是在老官話中還存在的發音區別。

如分尖團（青島Tsingtao，重慶Chungking），保留入聲（無錫Wusih，廣西Kwangsi）。

對閩粵地區的地名，則依照赫德的指示，往往用當地方言拼寫，如佛山Fatshan、肇慶Shiuhing、廈門Amoy（今天的廈門話門讀mng，但是早期廈門話更偏漳州，門讀mui，故拼為moy）。

這套拼音方案即所謂郵政式拼音。

▍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曾抱怨郵政式拼音中，其家鄉常州與福建漳州拼寫均為Changchow，無法區分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還是廈門大學的英文名，為什麼那麼奇特。

正是因為他們都採用了郵政式拼寫。

其中Tsinghua為老官話拼寫的「清華」，Amoy為閩南語的「廈門」。

外語慣用名 而Peking則最為特殊，它並非老官話中北京的讀音，也不是方言音，而是北京的外語慣用名——依照郵政式拼音的規則，對有慣用名的城市，郵政式拼寫繼續沿用已有的外語慣用名。

什麼是外語慣用名？ 所謂外語慣用名，即在外語中有一個和來源語不一樣的名字。

這種現象並不算罕見，如英語中中國並不用Zhongguo而用China，埃及並不用Miṣr而用Egypt，而德國則以Germany稱之，不用德語自己的Deustchland。

外語慣用名的形成一般是因為這個地點非常重要。

因此在長期使用中，說外語的人並不遵從該地所說語言中對其的命名，而用其他名字。

▍英語裡面絕大部分外國地名都遵照來源語言的拼寫，但歐洲各國的首都則往往例外。

臨近的法德等國距離英國近，名城多為英人所熟知，也往往擁有慣用名，義大利作為歐洲長期的文化中心和商貿要地，也不乏慣用名，而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和英國交往密切的印度，不少大城市在英語中也有慣用名 相應的，英國最有名的城市London/倫敦在許多歐洲語言中也有自己的慣用名，像法語、西班牙語的Londres、義大利語的Londra。

外語慣用名是個有普遍性的現象，中國的名城在外語中往往也有著自己特別的稱呼。

公元311年前後，五胡亂華，中國天下大亂。

有一群在華經商的粟特商人給撒馬爾罕故鄉寫信。

這些用粟特語寫的信件在玉門關以西被截獲，並未到達目的地。

其中一封信由旅居金城（今蘭州）的粟特胡商發出，收件人為其老板。

大意是跟老板匯報說中國發生大動亂……在酒泉、姑臧的人都平安……洛陽發生大饑荒。

最後一個皇帝也從洛陽逃出去了。

洛陽宮殿城池都燒毀了，沒有了。

洛陽沒有了！鄴城沒有了！匈奴人還占領了長安……他們昨天還是皇帝的臣民！我們不知道剩下的中國人能不能趕他們出長安和中國……四年前我們商隊到過洛陽，那裡的印度人和粟特人全餓死了…… ▍紅線框內：「洛陽城不再有了！鄴城不再有了！」 信中對中國地名的處理非常有意思——洛陽在信中寫為srγ，長安寫為’xwmt’n，而鄴則是’nkp’，姑臧為kc’n，金城為kmzyn。

可以看出，鄴、姑臧、金城的粟特名稱均為這些地名的古漢語發音的轉寫，唯獨長安和洛陽兩座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城市用了慣用名。

這封粟特信札並非孤例，西安北周史君墓墓志銘的粟特語提到長安時沿襲了’xwmt’n的寫法，七世紀的拜占庭文獻將長安稱作Χουβδάν（Khubdan），後來的波斯和阿拉伯書籍把長安稱作Khumdan，八世紀《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長安為Khoumdan，該碑中洛陽為Sarag。

而盛唐僧侶利言的《梵語雜名》中則顯示當時梵語稱呼長安為「矩畝娜曩（Kumudana）」，洛陽在梵語中則為「娑羅俄（Saraga）」。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的敘利亞文 關於長安和洛陽的慣用名究竟如何得來，至今尚沒有共識，有研究認為Khumdan來自上古漢語「鹹陽」的發音，而Sarag則可能和古代西方對中國的稱呼Seres有關。

不過無論如何，長安洛陽兩地擁有這樣的外語慣用名，說明了它們在中古中國的重要地位。

近古以降，作為首都的北京自然是中國有最多的外語慣用名的城市，如英文的Peking，法文的Pékin、義大利文的Pechino、西班牙文的Pequín/Pekín。

而另一個慣用名較多的中國城市則是廣州，英文/法文/義大利文寫作Canton，西班牙文是Cantón，葡萄牙文則是Cantão（均來自「廣東」），毫無疑問和廣州作為貿易大港的歷史有關。

▍廣州塔官方英文名最終確定為CantonTower 相比之下，上海雖然在十九世紀後迅速發展為中國第一大城市，但是由於歷史相對短淺，並沒有機會形成外語慣用名。

上海大學也就無法像北京大學那樣自己起個特立獨行的外文名了。

▍上海向來即是Shanghai 不過上海人很快就不用擔心歷史上的短板了。

1957年，新的漢語拼音方案出爐，拼音的目的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

其目標為最終取代漢字。

後因不現實，改為幫助識字，推廣普通話。

因此，漢語拼音主要是為本國人服務。

其拼寫法是否符合外語習慣並不重要，系統的簡約和高效成為更大的考量。

新的漢語拼音用上了全部26個字母，至於Fuxing、Xing、Quan老外會怎麼讀本就不在考量範圍之內。

雖然漢語拼音主要是對內的，但它也被賦予了獲得漢語拉丁化轉寫壟斷地位的光榮使命——1978年開始，中國出版的外文出版物涉及中國專有名詞轉寫時，均需使用漢語拼音。

1982年，漢語拼音被國際標準化組織認可，為漢語拉丁轉寫的標準。

在中國堅決要求下，所有漢語專名的拉丁轉寫都應該以漢語拼音為標準。

諸如Peking、Canton這樣的慣用名漸漸為Beijing、Guangzhou所取代。

就此，至少在外文名稱上，千年帝都和百年魔都就此平起平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