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宋庆龄十年婚姻：革命与爱情融为一体 - 搜狐历史

1925年3月12日早上9点10分，孙中山的心跳停止了，59岁的他走完了他竭力奋斗的一生。

宋庆龄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哀伤而柔弱，这是她结婚的第十年，她失去了丈夫、领袖和导师 ... 分享 人跟帖 孙中山宋庆龄十年婚姻：革命与爱情融为一体 1925年3月12日早上9点10分，孙中山的心跳停止了，59岁的他走完了他竭力奋斗的一生。

宋庆龄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哀伤而柔弱，这是她结婚的第十年，她失去了丈夫、领袖和导师。

多年以后她告诉养女隋永清，她和孙先生在一起的十年是她一生最幸福的十年，他是最优秀的男人，是完美的丈夫，这样一个男人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第二个孙中山。

[详细] 相差27岁：宋庆龄不顾家人反对与孙中山“闪婚” 　　1894年，孙中山在宋家第一次见到了一岁多的宋庆龄，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个可爱的女婴竟会在21年后，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日本嫁给大她27岁的“革命之父”。

　　1913年，孙中山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被迫于逃亡日本。

他在日本重新集结革命力量，组织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讨袁的“三次革命”。

这时，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正在为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宋庆龄刚从美国梅肯苇斯莱茵学院毕业，也来过东京看望父母亲。

在这一期间的日常接触中，宋庆龄很仰慕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

1915年3月，孙中山将分居多年的卢氏夫人从澳门接到东京，经过协议，办理了离婚手续。

后来，孙中山写信给宋庆龄，问她是否愿意来日本和他共同生活，并参加革命工作，宋庆龄欣然同意。

1915年10月24日，宋庆龄到达东京，住在日本朋友头山满先生夫妇家。

第二天（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律师和田瑞家举行了婚礼。

他们委托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

　　关于这件事。

宋庆龄自己有一个说明。

那是她应外国友人白赛脱的提议，1921年4月28日为《字林西报》记者费金写的自述。

其中说： 　　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

　　我在家读书，一直到十二岁才被送入教会学校，我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

我在中西女塾就读，直到我有了出洋留学的机会。

在（美国）新泽西州和南部当了两年家庭教师之后，我进了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南方人非常热情好客，我常常在许多有教养的人家中作客。

这些家庭文雅与快乐的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从学院毕业回国时，正处于国内二次革命的初期。

我发现我父亲在日本政治避难，孙博士也在那里。

从我父亲与孙博士的交谈中，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阴谋推翻它。

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因为他们被其狡诈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

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

革命事业似乎无望。

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

　　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欺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

我决定在美国攻读新闻学，以便使自己了解中国的真正事实和形势。

我得到家父的同意，怀着这个目的，与家人一起回上海作一次游历。

家父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因此在其朋友的劝告下，回来请上海的专家看病。

然而由于他身体虚弱，我不能再按计划回美国。

　　随后我又开始在家学习中文。

在此期间，我们见到家父的许多朋友，他们来往于上海与我们的东京总部之间。

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

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我完全明白，如果我家里知道我同意嫁给他，他们会强烈反对。

出于宗教信仰，他们决不会赞同我嫁给一个离了婚的人。

因为孙博士与前夫人已离婚，她是受过旧道德熏陶的女人，不喜欢动荡不定的流亡生活，她希望在中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

她不愿意跟随孙博士背井离乡过流亡生活，却按照中国的习俗劝他娶第二个妻子。

孙博士不同意，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国家，改造国人的家庭生活，于是他们离了婚。

他们一致认为各自独立生活，离婚是唯一的办法。

　　我明白我父母决不会答应我的婚事，所以我接受了不经他们同意而结婚的意见。

这样，我在孙博士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及其女儿的陪伴下一起乘船去日本，1915年10月25日我与孙博士在日本的一个朋友家中结婚。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他们结婚之后二十多天，1915年11月18日，宋庆龄写信给她的朋友阿莉，说： 　　近日我非常心不在焉，我都怀疑我给你的信发出了没有。

为了保险起见，我再匆匆数笔，告诉你我很担心、很幸福也很高兴我勇敢地克服了我的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了。

当然我感到安定下来感受到家的气氛。

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

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

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你在蒙特里特（北卡罗来纳）见到我时，你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热情的小革命者。

你想到了吗？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时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

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

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11页）[详细] 祸兮福所倚：孔祥熙曾与宋庆龄断绝关系 　　关于这婚事，孙中山本人也有个说法。

他在《致康德黎夫人函》（1918年10月17日）中说： 　　从你们最近的来信，我发觉你们还没有获悉三年前我在东京第二次结婚的消息。

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

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

　　我的前妻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里她从未有在国外陪伴过我。

她需要和她的老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旧风俗另娶一个妻子。

但我所爱的女子是一个现代的女性，她不可能容忍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

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协商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2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这件事立刻给她在国内的亲戚带来了麻烦。

在莫理循的档案里有一个文件谈到这事，那就是1915年12月12日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罗伯特・尔・盖利写给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的一封信。

下面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 　　孔先生（朱正注：孔祥熙）最近在北京去找过你两次，你都不在家。

他想让你知道信内所附这一声明的事实。

他是否会告诉你一些最近家庭纠纷以外的事，我不知道。

不过，侦探因为这个在作调查，我认为最好把事情告诉你，那怕它是孔先生向我私下说的。

孔夫人（朱正注：宋霭龄）有个妹妹叫罗莎蒙德（注：宋庆龄的教名），最近刚从美国上学回来。

孙博士（朱正注：孙中山）引诱这位感情容易冲动的姑娘嫁给他，他为这个目的和他妻子离了婚。

这位姑娘和他父亲一起住在上海，她母亲到山西去和她的那个怀了孕的女儿孔夫人住在一起。

她母亲回到上海的当晚，这位姑娘跟孙医生派来接她的密使动身去了日本。

她的父母无限悲伤。

一有他们女儿行踪的线索时，就跟着到了日本。

但是，到得太迟了，婚礼已经举行。

就是这件伤心事，使得宋先生害了重病，把他的女儿孔夫人叫到他青岛家中的床边。

这家人恨透了孙博士，抱怨他勾引一个老朋友的天真、热情的女儿离家出走；还恨他不忠于跟他共过患难的妻子。

他所有的孩子全比他刚娶的姑娘年纪大。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513-514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这封信还有一个“附件”：《有关孔祥熙先生和夫人的声明》。

盖利问莫理循：是不是将这附件送给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看。

这时正是袁世凯的天下，孙中山是亡命日本的革命家。

孔祥熙完全没有预料到，忽然成了这个革命党的亲戚，他听说官方已经派出侦探，“调查我的一切，特别是想知道有关我妻方亲戚们的事。

无疑，我们犯有和我们看不起的革命党人站在一边的嫌疑，不知道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事”。

（同上书，第515页）他认为有必要为自己洗刷一下。

于是有了如下的声明：“这桩婚事并没有将孔先生和革命党人结合在一起。

恰恰相反，这桩婚事消除了宋小姐（朱注：指宋庆龄）和他们的任何关系。

孔先生在东京期间，忠诚地拥护政府，这种事实是可以证明的。

”（同上书，第516页）这时孔祥熙害怕的，是他会因这门新亲戚而得祸。

他没有想到的是，将来他会以此为荣，并且从中得到很大的实惠。

　　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合，对两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于孙中山来讲，宋庆龄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革命事业忠实的战友、助手、继承者。

而对于宋庆龄来说，孙中山是丈夫，还是拯救中国的英雄，也是她的革命导师。

在她的意念中，爱情与革命已经融为一体。

他们在一起的十年中，生活上很艰苦，也很坎坷。

孙中山三次上台三次下野，经历了很多斗争。

但是，宋庆龄对这段感情经历印象很深，始终不能忘了孙中山，她曾说，和孙博士的关系是至死都不能忘的。

[详细]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誓约书 孙中山与陈炯明恩怨：宋庆龄不育悲剧本可避免 　　1917年7月张勋复辟被粉碎后，段祺瑞以“再造民国”元勋再次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

段祺瑞一方面拒绝恢复被解散的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造了安福国会；一方面积极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力主对南方用兵。

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

形成南北政府对峙的局面。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宣布组织正式政府，改元帅府为总统府。

次日，孙中山任命各部部长，以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

陈炯明是清末立宪派人物，也是仅有的十四位晚清谘议局中的革命党人之一，辛亥年响应武昌首义在广东举事，与党人胡汉民共督独立之粤省。

当此际，孙中山自任南方政府之“非常大总统”，陈身兼陆军部、内务部总长，是革命政府中仅次于孙的二号人物。

　　当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时候，给地方实力派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

就在那短暂几年时间，陈炯明与各省实力派利用南北纷争的机会，实行地方自治，实际上有点保境安民、不再过多介入全国性政治纷争的意思。

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实际地盘，他所构建的南方护法政府只是一个比较虚幻的政治组织，既没有真正的力量向各省发号施令，甚至没有权力干预广东的关税，因为列强不买账，列强并没有放弃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

这种微妙的政治环境并不直接影响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他们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上演着地方自治与反地方自治的双簧，以此为南方各省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但是，等到北方的情形发生变化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北方旧国会议员宣布徐世昌总统非法，迎接黎元洪大总统复职，回归法统。

6月2日，徐世昌辞职。

稍后，黎元洪复职。

　　北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孙中山很受伤，南北舆论近乎一致认为护法运动目的已实现，南方护法政府已没有存在的法理基础，纷纷要求孙中山出于国家大义，宣布下野，放弃北伐，尽快北上通过谈判解决国家重建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孙中山继续坚持去年提出的北伐军事行动，将自己放在了全国舆论对立面。

而陈炯明等粤军将领此时则不愿继续北伐，以为政治解决南北统一条件已经成熟。

最后竟演变成“围攻总统府、炮击观音山”的大事件。

　　反观陈炯明、孙中山两个人的恩怨情仇，尤其是陈炯明部下叶举率部炮轰总统府，致宋庆龄流产，终生不育。

凡此，都使冲突具有不可调和的气息。

对孙陈矛盾，当人们众口一词指责陈炯明“叛变”时，胡适在当时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他在当年6月25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上写道：“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

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

”学者马勇先生对此评论道：几十年后回望这些往事，我们可以清晰感到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好，只是选择的路径不一样，假如他们都能平心静气有话好好说，坐下来谈谈，至少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不会发生，历史肯定改写。

[详细] 孙中山生命最后时刻：为了宋庆龄不签遗嘱 　　1925年1月，孙中山因积劳成疾，肝病进一步恶化。

在他病情最严重的日子里，宋庆龄常常一连几天几夜守在病榻旁，寸步不离。

望着生命垂危的丈夫，宋庆龄无比悲伤，但她一直强忍着眼泪。

　　2月24日，已经移住到铁狮子胡同行馆的孙中山，又一次病危，这时候，应该开始立遗嘱了。

汪精卫就根据中山先生以往的教诲，和中山先生的意思，起草了遗嘱。

　　他的家事遗嘱是，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赴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政治遗嘱的内容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继续努力。

　　起草完了以后就给中山先生念，中山先生点头以后就准备要签字，准备要签字的时候，这会宋庆龄在门口就哭起来了，中山先生听见外边宋庆龄在哭，就说我还一时半会不会死，我先暂时不签了，当时这个确实是他是为了宋庆龄考虑的，他觉得她太悲伤了，他就没有签这个字。

　　3月11号，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被先生唤到身旁。

告诉何香凝，要善视宋庆龄。

宋庆龄泪如雨下，她托着丈夫的手在遗嘱文件上签字，孙中山已经呼吸艰难，他用断续的气力反复在说，和平、奋斗、救中国。

　　3月12日早上9点10分，孙中山的心跳停止了，59岁的他走完了他竭力奋斗的一生。

宋庆龄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哀伤而柔弱，这是她结婚的第十年，从美国毕业到达日本，走进孙中山的事业和生活，也仅仅是第12年，她失去了丈夫、领袖和导师。

几十年后，在给好友的信中，宋庆龄依然说，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互相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只要我活着，我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和悲伤，将永远不会消失。

对于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的逝世，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

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

”接近75万人前往当时的公祭地点北京中央公园追悼。

而在世界华人范围内，孙中山的去世也掀起了一股追悼热潮，在将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大部分时间流亡在外，华侨是他重要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持。

但是近代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梁启超却对北京的《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宋庆龄与孙中山之间，除了共同的理想信念，也有平凡温馨的生活，有夫妻间的温暖与体贴。

孙先生的菜烧得很好，宋庆龄也会烧很多好菜，他们常常交换着烧菜。

宋庆龄说起过，有一点别人永远比不过她，要是有点什么病痛，孙先生是医学博士出身的。

她充满自豪地说：“你看看，你看看我找的男人。

”她如果要认真地给孙先生记录一些东西，孙先生总要她舒舒服服地坐着，怎么习惯怎么去做。

她就懒懒地靠在沙发扶手旁，孙先生口述文件，她就在那儿记录。

　　她告诉隋永清（注：宋庆龄养女），她和孙先生在一起的十年是她一生最幸福的十年，而且这一生她拥有这样一个男人足矣，这样一个男人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第二个孙中山。

他是最优秀的男人，是完美的丈夫，她觉得很有成就感，很骄傲。

[详细] 　　参考资料：　 　　郝盛潮等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宋庆龄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朱正：《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事》，载《随笔》2012年第1期。

　　马勇：《重估陈炯明》，载《南都周刊》2013年第36期。

　　隋永清、张路亚：《宋庆龄的幸福和遗憾：瞒着家人与孙中山“闪婚”》，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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