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民間給蔣中正的正面評價拒絕抗日是為了爭取更有利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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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顧問、美國學者拉脫摩爾評價:“這是一篇具有獨創見解、善於獨立思考、很有說服力的論述。
” 根據陳光甫向友人講述,美國財政部的官員愛德爾向他介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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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05Mon201213:41
大陸民間給蔣中正的正面評價拒絕抗日是為了爭取更有利的支持;抗日領袖是這樣敗走臺灣的;維基百科之蔣中正的正負評價;抗戰和西安事變(合輯之一)
日本投降紀念日拒絕體:拒絕抗日的人來源:侯宇的日誌拒絕抗日的人就是我——蔣中正,自從民國八年(1919)五四運動以來,我就打定主意拒絕抗日。
經歷過二十世紀最初幾年的人都知道,中國人最喜歡抗日,但是究竟為什麼抗日,大家並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抗日的,也不知道抗日的目的和原因是什麼,反正到了我做國家元首的時候大家還在抗日,而且是不假思索的堅持著。
果不其然,在918爆發之後不久,很多人就振振有詞的開始宣佈,我們要抗日了。
這時候一群學生首先跳出來要我抗日,並且鼓動其他人抗日,那是當這些聲音到了我這裏的時候,我說:我不抗日。
大家問:你為什麼不抗日?我答道:我為什麼要抗日?這些人回答不上來,吵吵嚷嚷,所以先去鼓動別人了。
過了一會兒,大概是他們看我無動於衷吧,這幫人換了一群人,大概是共產黨或者是知識份子吧。
跑到這裏來問我:你為什麼不抗日?我問他我為什麼要抗日?他說這是民族大義,必須抵抗!我問他維護民族大義的目的是什麼?他們說這事關國家主權,民族存亡,不然就要亡國滅種。
我說這很好,我明白了,這是為民族存亡。
我說你們為什麼不能把國際力量拉進來,讓他們幫中國過打日本呢?他們說這是中國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抗爭。
雙方僵持不下。
我開始講我的道理了:我說你們懂國際法嗎?你們知道中國在東北的權益嗎?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是什麼嗎?中國和國聯是甲方和乙方的關係,中國發出請求,國聯承諾。
東北的現狀就是國聯調查的證據,具體現狀證明具體內容,如傷亡率,財產損失,城市破壞,日軍兵力等。
如果我們還手了,我們萬一被判有首先發動戰爭的舉動,國際輿論對我們不利,既然調查還沒開始,判決也還沒下來,我們為什麼要動手?他們只好走了過了幾年,民國二十六年(1936),我正在張學良指定的地方吸煙,我聽見有人和顏悅色的說,讓我看看是誰這麼不講理?說話間我看見一個面色紅潤的女人——宋慶齡走過來,她的身後還跟著幾個人,她擔任調停人的角色,她看見我就自言自語的說:呀,蔣先生看起來就像是講理的人嘛,怎能不講理呢?我也笑著說:大姐,您真有眼光,我正是個講理的人。
我把民國二十年(1931)說的理由再加上一些新的理由又跟她說了一遍,她很吃驚,顯然她根本就沒想的像我這麼深刻。
說穿了,她雖然準備好了人性化的態度,但是完全沒準備好理由來回答我的質疑。
我以為這個事情到此為止了,誰知道我又被他們叫起來了,我一看,原來是周恩來,還跟著張學良和楊虎城等人。
他們先問我,我是不是中國的領導人,我說是,我很歡迎你們承認我是領導人。
他們問我為什麼全國都要求抗戰,只有你不積極抗戰。
我說你們始終沒給我一個抗戰的充足理由。
他們說你如果再不抗戰,政府就要喪盡民心。
我笑著說,我正在等喪盡民心呢,這樣最好,這樣這件事就更熱鬧更好看了,我正在等待一個理智案例對抗暴徒們愛國主義的畫皮呢。
周恩來說:全國人民都堅持要抗戰,為什麼就你不同意呢?我說,義務可以履行也可以放棄,這是他們的事情。
我說:我之所以拒絕抗日,不是因為抗戰本身給我增加了多少麻煩,而是想運用自己本來的全力對國家義務進行質疑和約束。
中國槍不如人,炮不如人。
如果抗戰,三個月必亡。
歐美國家對日本還沒有制裁和對立,中國要以空間換時間,等待西方國家的支持。
我們從來把國家大義當作一個愛的物件,當作一個永不出錯的神聖物,而不是懷疑的物件、質疑物件、限制的物件。
當然我們可以假設我們一國對抗日本,但是我一旦抗戰,你們趁機擴充實力,奪取領導權怎麼辦?不要給我保證說絕對不可能,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情。
我拒絕抗戰,就是要用自己的權力對公共權力進行質疑和制約。
我還想再講下去,看他們已經流露出極不耐煩的情緒,只好作罷。
他們被我煩得也懶得再讓我抗戰了.最終,西安事變沒有讓我屈服,我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1937)才宣佈抗戰,並成功拖到民國三十一年(1942)才對日本正式宣戰!抗日領袖是這樣敗走臺灣的來源:王先金的日誌2012-08-2418:49|(分類:默認分類)毛澤東曾評價自己一生的功勞,說只幹了兩件事,一是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二是將蔣介石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
第一件大事,中共中央已經底否定了,這不是功勞而是罪錯,但所謂第二件大事,人們卻眾說紛紜。
不可否認的是,毛澤東和蔣介石是一生的宿敵,蔣介石也的確敗走臺灣等那幾個海島上。
毛澤東之所以能趕走蔣介石,其中三大原因是:第一,全面投靠蘇聯,依賴蘇共的全力扶持;第二,依靠國際共產主義組織和國內流氓無產者的死拼;第三,依靠潛伏在美國和國民黨內的地下工作大軍。
尤其是共產黨人的“潛伏”,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徹底摧毀了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肌體,病入膏肓,一蹶不振,使得毛澤東輕而易舉地摧枯拉朽。
毛澤東在政治上以“共產主義理想”誘惑大眾,集結“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流氓無產者(在主流民間被認為是土匪、地痞)作為衝鋒隊;在經濟上號召絕對平均主義,用搶劫和掠奪方式積累財富;在文化上徹底摧毀“禮義廉恥”的中國傳統。
因此,毛澤東砸爛了“舊世界”。
“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毛澤東培養了大批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破壞者“潛伏”蔣介石系統內,發揮了致命性的摧毀作用。
比如冀朝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新華社主辦的《瞭望東方週刊》曾披露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國民政府經濟通脹的建議有多少來自西柏坡。
1963年冀朝鼎去世後,1930年代開始從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調查部(國家安全部的前身”部長羅青長,他對冀朝鼎的評價: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國,他建議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使其爆發了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經濟崩潰,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覆滅。
……1963年8月13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會,在北京首都劇場舉行。
周恩來、陳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詞。
這種規格顯然超出慣例。
“原本只安排了一般追悼會,報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來手中,他批示說:第一要在治喪委員會中加入他和鄧穎超的名字;第二他要親自參加追悼會;第三,追悼會不能在一般地方舉行,要改在首都劇場。
”冀朝鼎的秘書廖訓振向《望東方週刊》回憶說,周恩來在審閱悼詞時,親筆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時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周恩來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級,廖訓振說,“也只有周恩來真正瞭解冀朝鼎的作用。
”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在以《成敗之鑒》為題的回憶錄中,專辟一節寫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禍國陰謀之得逞。
”在這本近500頁的書籍中,為共產黨人開闢章節的,只此一例。
話說1939年底,中國環球進出口公司負責人陳光甫,在紐約的一家中餐館面試了一名36歲的應聘者。
環球公司是國民黨政府專為促進中美貿易設立的國營企業,陳光甫則是擁有中將軍銜的國民政府大本營貿易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光甫後來在回憶錄中說,他覺得這個應聘者英語很好,可以成為他的秘書。
應聘者冀朝鼎,此時已在美國學界小有名氣。
他從清華畢業後赴美,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就讀,並獲法學博士和經濟學博士。
冀朝鼎的經濟學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給他帶來了巨大聲譽:“可能是迄今為止,在中國歷史上探索發展變革的最傑出的英文著作。
”蔣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顧問、美國學者拉脫摩爾評價:“這是一篇具有獨創見解、善於獨立思考、很有說服力的論述。
”根據陳光甫向友人講述,美國財政部的官員愛德爾向他介紹了冀朝鼎。
愛德爾1935年開始為美國共產黨工作。
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專門去北京大學拜訪了李大釗。
這是他第一次和共產黨人接觸。
冀朝鼎後來告訴廖訓振,這次見面讓他難忘,“暢談一次,印象很深”。
3年後,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魯塞爾參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會時加入共產黨,成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學生。
後來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為參加共產國際會議的中共代表鄧中夏等做秘書和翻譯。
1929年,經周恩來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國。
也許是組織授意,冀朝鼎結識了美國財政部貨幣研究室的柯弗蘭,並發展他加入了美國共產黨。
柯弗蘭又將冀朝鼎介紹給美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羅斯福的助手居裏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的助手白勞德。
這些對美國財政政策擁有發言權的學者們很快發現,年輕的冀朝鼎對中國形勢的分析判斷總是十分可靠,於是將其意見作為自己對華政策的依據。
後來冀朝鼎告訴廖訓振,他當時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國政府,這些對中國問題的預測和意見就來自延安,當然十分準確。
於是,冀朝鼎很快就獲得了陳光甫的信任,並擔任環球公司總務處主任。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政府失去了與美國進行貿易的東南亞通道,陳光甫受命回國,冀朝鼎作為他的私人秘書同行。
返回國內,最終導致了冀朝鼎與美國妻子的分離:她無法適應中國的生活。
但冀朝鼎還是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因為這是來自延安的指示。
冀朝鼎從陳光甫這位老練的經濟專家那裏獲益匪淺,他詳細瞭解了一個國家外貿體制的運作機制和特點。
但回國後,冀朝鼎還是逐漸脫離了陳光甫,開始接近陳光甫的政敵、國民政府的實力派人物——財政部長孔祥熙。
冀朝鼎與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親還曾是孔祥熙的老師。
冀朝鼎回到重慶後,就住在孔祥熙公館,和他同住的還有已擔任美國使館經濟參贊的愛德爾。
他們經常陪孔夫人宋藹齡打牌,這陳光甫斥責為“不做工作”。
顯然,陳光甫並不瞭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訓振說,冀朝鼎當時白天通過美國使館獲得了大量情報,晚上就化裝直接找周恩來彙報。
冀朝鼎回國後在“平准基金委員會”任職,這個基金會用美國提供的外匯來穩定國民政府貨幣。
冀朝鼎任秘書長,陳光甫任主任。
結果由於孔祥熙的推動和美國方面的認可,冀朝鼎最終主導了擁有一億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會。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為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並帶他參加了創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會議。
由於法幣與外匯具有密切的關聯,領導外匯核心部門的冀朝鼎,開始對國民政府的貨幣政策具有相當重要的發言權。
他逐漸成為國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經濟學家。
根據拉脫摩爾的回憶錄,蔣介石並非不瞭解冀朝鼎的馬克思主義背景。
他解釋說,蔣介石設想,抗戰結束後中國將依賴美國,因此迫切需要瞭解資本主義的經濟專家。
1946年,內戰爆發。
周恩來在撤回延安前通過鄧穎超給冀朝鼎留了一封書信。
信上說:茲際時局嚴重,國運益艱,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時,深望能做更多貢獻。
冀朝鼎後來告訴廖訓振,這封信給他以很大的鼓勵和安慰。
陳立夫對於冀朝鼎在內戰期間的作為充滿憤怒。
他在回憶錄中說,抗戰期間就知道冀朝鼎和共產黨有關係,但是孔祥熙和後來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廖訓振告訴記者,陳立夫負責的中統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產黨。
一天淩晨2點,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處當面質問,冀朝鼎從容應答:“老伯,我跟隨您這麼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產黨。
”孔祥熙沉吟許久,說:“我看不像。
”陳立夫認為,宋子文一直國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
冀朝鼎這個人英文不錯,可能投其所好。
孔、宋兩人都因冀很能幹,結果冀為共產黨在我方財政方針任設計工作。
他專門替孔、宋出壞主意,都是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他舉例說,抗戰結束後,宋子文主政的財政部提出以200元偽幣兌換1元法幣。
結果國民政府盡收淪陷區的財富,卻盡失人心。
陳立夫認為,這些政策是“經過中央會議決定的,竟把我們趕出大陸了。
因為那時老百姓對我們失望極了,心想換一個政府看看,或許還有希望,這種心理就幫助了共產黨成功。
”後來國民政府發行黃金儲蓄券,因財力緊張,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還本。
陳立夫一再反對,並提出用第二期增發來全額贖回第一期。
“但蔣公太相信宋了,他總認為宋是財經專家。
”宋說沒有其他辦法就沒有其他辦法,“從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
後來國民政府又發行過美元儲蓄券,到期後應以美元贖回,宋子文卻不予兌現。
根據陳立夫講述,“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壞主意”。
陳立夫將內戰時期國民政府控制通脹失利歸罪於冀朝鼎,但他沒有提到,冀朝鼎對國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議,正是因為切合了執政者的心態才得以施行。
抗戰勝利後,民族資本家們紛紛要求拿回被日偽侵佔的實業資產,但國民政府以大興國營事業之名,將接收的龐大敵偽資產改組為一系列全國性或區域性的工業壟斷組織,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石油公司等等。
官僚資本以國營面目得以形成壟斷。
宋子文控制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接收了112個紡織行業企業;孔祥熙則控制了中國糧食工業公司,幾乎完全壟斷了糧食市場和麵粉市場。
著名民族資本家榮德生上書國民政府:“日本紗廠接收後,全部改成國營,亦是與民爭利,以後民營紗廠恐更將不易為也。
”榮德生一語中的,“與民爭利”,切中要害。
這樣,過去由江浙財閥支持的國民政府,一躍而控制國家全部資產的近90%。
南京不僅通過戰爭整合了地方政府和軍隊,也終於有實力從經濟角度去統一割據。
到國民政府統治末期,冀朝鼎參與了號稱世界最大幣改的金圓券改革。
按照設計,國民政府用金圓券強制收兌法幣、特別是金銀及外幣。
“與民爭利”達到了瘋狂的地步。
著名美國學者費正清後來分析說,當時最反共的城市上層中產階級,手中剩下的少許餘財被束縛在金圓券上,平民百姓對國民黨事業的最後一點支持,也同金圓券一樣化為烏有。
不過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國民政府經濟通脹的建議有多少來自西柏坡,仍然不為外人所知。
1963年冀朝鼎去世後,1930年代開始從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也出現在追悼會上。
羅青長對冀朝鼎評價: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國,他建議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使其爆發了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經濟崩潰,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覆滅。
金圓券崩潰之時,冀朝鼎已受山西同鄉傅作義邀請飛赴北平,擔任華北“剿總”司令部經濟處處長。
他此行也是專門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義。
後來,傅作義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裏決定起義的。
冀朝鼎曾向廖訓振講起北平剛剛和平解放時的一件趣事:當時他還沒來得及換裝,穿著國民黨呢子軍裝、坐著美軍吉普車出門,結果被解放軍抓住,以為他是漏網的國民黨高級軍官。
情況彙報到負責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劉仁那裏,他立刻讓放人。
從此,冀朝鼎的共產黨身份才正式曝光。
“這讓國民黨大吃一驚,美國人大吃一驚,我們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驚。
”廖訓振說。
冀朝鼎在1949年之後最重要的工作,還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關係,突破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並建立了新中國的外貿體制。
1989年,廖訓振任貿促會駐英首席代表時,參加英國最早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的48家企業聚會,看到晚宴大廳仍懸掛著冀朝鼎的巨幅照片。
1951年,冀朝鼎受邀訪問劍橋大學並演講,成為建國後代表新中國赴英講學第一人。
據廖訓振回憶,冀朝鼎思維敏捷,說話速度很快,與根據地的幹部大不一樣。
有一次,冀朝鼎客串周恩來的翻譯,卻一點兒也沒有記錄。
周講一段,他屈起左手一根手指;再講一段,又屈起一根手指。
等周講完,他的左手恰好握成拳頭。
然後冀朝鼎翻譯一段,伸出一根手指;再翻譯一段,又伸出一根手指;等全部翻譯完,左手全部伸開。
1963年8月8日,正準備出訪阿爾及利亞的冀朝鼎因突發腦溢血,暈倒在辦公室。
次日中午去世。
4個月後,在倫敦舉行了由100多位學界、經濟界人士參加的悼念會。
拉脫摩爾在長達2000言的悼詞中,特別讚揚冀朝鼎在國民政府中“雖然獲得了稱心如意、紙醉金迷的官職,但他卻沒有腐化墮落,也從不對任何人阿諛奉承”。
1964年,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各大洲幾百名代表,全體起立為冀朝鼎默哀。
廖訓振說,冀朝鼎在1950年代就提出,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並成立了國際貿易仲裁處。
在政治形勢偏左的情況下,他仍希望借鑒西方工業發展歷史,重視技術經驗,依靠老工程師和老工人。
“他應該是那個時代中國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
”廖訓振認為。
但隨後政治形勢繼續惡化,冀朝鼎建設新國家的計畫,直到他死後15年才開始實現。
……通過冀朝鼎的例子,我們就可以看清毛澤東是如何擊敗中華民族的抗日領袖、將蔣介石趕到臺灣那幾個海島上去的。
同時也要承認,共產黨內的確是人才濟濟,其中不乏為理想孜孜以求的人。
毛澤東和蔣介石是一生的宿敵,蔣介石也的確敗走臺灣等那幾個海島上。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毛澤東和共產黨、蔣介石和國民黨,在長達80年的爭鬥中,都互稱“匪”,蔣介石稱毛澤東為“赤匪”“土匪”、“共匪”,毛澤東稱蔣介石為“蔣匪”。
雖然蔣介石敗走臺灣,但蔣介石自己一直將毛澤東作為一生反對的目標——他一生反共。
早在1933年第二期軍官訓練團的開學訓詞中,蔣介石說到了共產黨毀掉中國人五千年來歷代聖哲所宣導的做人的道理,要讓中國人都變成一個不忠不孝,無禮無義的禽獸!“我們剿匪就是要剿滅這個禽獸,要將匪區裏面的人民救轉過來做一個人,不讓他們始終陷在匪區淪為禽獸!”蔣介石在其“剿匪的意義與做人的道理”中說,要恢復我們的革命精神,具體的說,就是要恢復我們民國十三年時那種奮發向上,猛勇精進的革命精神!這種革命的精神,從何而來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革命的精神是由做人的道理,即革命的人生觀,發生出來的。
我們一切的一切,都是為著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轟轟烈烈的來幹一番做“人”的事業,為我們的國家,民族,為我們的祖宗父母,爭一口氣!現在我們要剿滅赤匪,統一國家,抵禦倭寇,也就是為此。
因為土匪不僅到一個地方,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使得一般人民不能安居樂業,而且弄得一般人民不敬祖宗,不孝父母,不愛兄弟,不要國家、民族,不講禮義廉恥,毀滅中國固有的道德倫理和歷史!總之,共產黨要教我們中國人都變成一個不忠不孝,無禮無義的禽獸!就是不許我們做一個人!要中國人都做禽獸的行為!不許我們過人的生活,幹人的事業!所以赤匪就是禽獸,我們剿匪就是要剿滅這個禽獸,要將匪區裏面的人民,統統救轉過來做一個人,不讓他們始終陷在匪區淪為禽獸!所以我們剿匪就是打禽獸!打禽獸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消滅禽獸,一方面是要救濟我們的人民,不讓再被禽獸來壓迫,一天一天禽獸化,要使他們趕快獲得一條光明大道,從新來做一個人!蔣介石說,要求拯救一般的人民使他能做人,我們自己就不可不先能徹底明瞭做人的道理。
我們從前不能消滅赤匪,不能打倒這個禽獸,是什麼原因呢?就是我們自己連得做人的道理都不知道了!……不僅要明白這些道理,而且要能隨時隨地切己體察,從“即知即行”,“自強不息”之中實現我們最有意義與價值的人生。
……現在再要講明白:怎樣才算叫做一個人?怎樣就叫做禽獸?同是一個人,為什麼我們要說土匪已變成一個禽獸呢?大家曉得:我們中國有句古話:“人面獸心”。
即具備人類的面目,而包藏禽獸的禍心,其心思、精神、以及一切的行動,完全和禽獸一樣。
這種人就是所謂“衣冠禽獸”!絕對不好叫做一個人。
現在的土匪,就是人面獸心的東西,雖然他面孔是人的一個面孔,而他的思想,他的行動,無一不是禽獸的思想,禽獸的行為!何以見得呢?因為我們中國人五千年以來歷代聖哲和我們所講做人的道理有八個字,即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必須這八個字統統完備,然後才能夠算是一個人,是一個完全的真正的中國人!這就是說:對於國家,對於朋友,對於上官,對於部下,統統要忠實,對於祖宗,對於父母,必須孝敬,對於百姓要仁愛,對於一切的朋友,乃至所有的人類,我們統統要有信義,還有一切人與人的關係,我們都要求其調整協和,公平合理,最後實現全人類的和平共進。
……土匪不僅不忠於他自己的中華民國和中華民族,並且不忠於他自己的上官,不忠於他自己的部下。
隨便有罪無罪,拿來馬上就亂殺,亂剮,或施行種種拷打敲剝的酷刑,慘無人道,毫無半點信義!還有赤匪不僅不要父母,而且常常要打父母,殺父母!更要出賣自己的祖宗,去拜外國的祖宗!即拜列寧、馬克斯等外國人為祖宗!這種土匪行為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如同禽獸一樣,還能算是人嗎?還能算是一個中國人嗎?!……天下沒有一個人說是敬拜外國祖宗,不孝他的父母,不愛他的國家而能夠成功的!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一種殺人放火賣國忘宗的土匪可以成功的。
我們現在是要做總理的信徒,做我們三民主義的信徒,要建設一個真正自由平等的中華民國!也就是要造成一個三民主義的做人的國家!現在,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已經離我們遠去了。
共產主義及其組織也從全球興旺到衰亡。
只有中國還在,遺憾的是成為了分裂的中國。
大陸曾力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似乎成了真理。
然而,這種標準未必準確,從蘇東共產主義陣營的分崩離析看毛澤東的勝利,似乎改為“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更恰當一些。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註:這首詩有另外一種講法--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維基百科之蔣中正的正負評價來源:王鐘貢CHN的日誌中國大陸曾經對蔣介石進行過妖魔化,臺灣也曾對其進行神聖化;很搞笑是臺灣也進行過去蔣化,而最近的中國大陸的民國熱,又讓部分大陸網友對蔣極其崇拜;下面是維基百科上對蔣介石的評價,僅作參考。
正面 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國國民黨認為,蔣中正在孫中山病故後,領導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北伐,掃除北洋軍閥、名義上統一中國,結束了軍閥割據和南北法統分裂的局面,捍衛了共和國統,重建了中華民國,並在1947年實施以五權憲法為基礎的憲政體制,胡適稱這部憲法是:“比美國憲法還民主的憲法”[85]。
同時,蔣中正作為同盟國中國戰區統帥,領導中華民族抗戰衛國。
在八年抗戰前,力排眾議,堅持‘攘外亦須安內’的國策,極力推遲德國軍事顧問返歐的時程,並透過外交談判的方式,使日本的軍事行動不致全面擴大。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認為,抗日期間,蔣的領導地位亦無人可以替代[86]。
中共領導人在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中首次公開承認中華民國國軍是抗日戰爭的主導力量[87]。
蔣介石領導國民革命軍在抗日戰爭給予日軍沉重打擊[88]。
1971年12月,毛澤東召集文宣部進行內部談話:“蔣介石有幾個優點是客觀的史實,我們講史必須留心,一北伐統一中國,二抗日戰爭,三收復台澎,四開拓海疆。
1946年蔣從法國手中取得南海四島嶼,這塊370萬平方公里的海疆相當於三個外蒙...”[89] 馬英九認為蔣介石對臺灣的貢獻有三方面[90]:光復臺灣、建設臺灣與保衛臺灣。
建設方面除土地改革、9年國民教育及發展經濟外,更重要是蔣介石在政府剛遷台、朝鮮戰爭方酣動盪之際,毅然推動地方自治,對臺灣民主的基礎有很大貢獻。
蔣介石還支持婦女解放、廢除童養媳制,對臺灣人權進步有很大貢獻。
當初若沒有蔣介石堅守臺灣,臺灣可能已淪入共產黨鐵幕,也就沒有後來的經濟發達與教育普及。
一些與蔣接觸過的中外人士認為蔣有品德上的優點。
蔣日記自1915年即未間斷,至1972年健康惡化為止長達57年之久。
西方史學界對蔣介石正面看法有:“律已甚嚴”、“生活節儉”[91],有“鋼鐵般決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92]。
“他的各種偉大優點,使他成為一個忠誠愛國的、不與人同流合污的和足智多謀的領袖,他百折不撓地決意保持其他國家的獨立,不受任何外國控制,一心要為他憲政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礎”。
[93] 臺北市的前市長高玉樹對蔣介石的評價比對蔣經國的高許多。
[94]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表示,蔣介石一生有3大功業,分別是奠定北伐完成中國統一大業;二次大戰中浴血抗日8年,保住大中華不受日本軍國主義迫害;堅決反共抗俄,守住臺灣不受共產主義荼毒。
這3大功業足以讓蔣介石被尊稱為一代領袖。
明居正最後說,回顧蔣介石一生,最為後人稱頌的是以堅毅精神力拒共產黨這一西來幽靈,雖在軍事行動方面沒有成功,但他在寶島臺灣建立了一個沒有共產主義的新中華民國,這50年來為國際稱道的“臺灣奇跡”,若沒有他打下基礎,恐怕難成如此功名。
[95] 蔣介石於1948到1949年國共內戰勝負決定之際,主導故宮國寶和中央銀行黃金運台,為了要安置運來臺灣的國寶,而在臺北市外雙溪建立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的國立故宮博物院;運來台的黃金成了新臺幣改革的準備金。
費正清認為,蔣介石在臺灣成功的因素,即是重用大陸來台的知識份子。
1942年,國民政府國家資源委員會派往美國深造的工程師之中,21人留在中國大陸但均未獲毛澤東重用,7人來臺灣,裏頭3人為國營工業首腦,2人做到經濟部長,1人成為經濟開發主持人,另一個則為行政院院長。
[96]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陶涵(JayTaylor)則認為,蔣介石對現代中國的功績超過毛澤東,他始終是維護中國的統一、領土完整的愛國者;其次,儘管丟掉大陸退處孤島,他仍是最終的倖存者,在臺灣享受了25年和平建國歲月,為臺灣現代化、民主化奠定基礎。
今天推動中國21世紀現代化前進的,是依蔣介石的主張,而非毛澤東的觀點。
[97] 德國國防軍之父漢斯·馮·塞克特(HansvonSeeckt)形容蔣介石如同土耳其民族領袖恩佛帕夏(EnverPasha),是能在動盪複雜環境中屹立不倒的人物,也是中國統一的希望,並表示如果再年輕20歲,願與之共同工作。
[98] 蔣介石抗戰為中國領袖,使中國收回和廢除了近代以來的絕大多數租界與廢除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於1945年實現了獨立自主負面 蔣介石在臺灣箝制言論自由、打壓敢言知識份子、1960年連任第三任總統前以莫須有罪名監禁《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雷震十年、制止臺灣人組織反對黨以及特務橫行,殆為其無可洗刷之政治污點[100]。
照李宗仁回憶錄所述,蔣介石的統治有“流氓治國”的特色。
[101]“所以蔣先生在中國戰場縱橫數十年,他所憑藉的武器,不外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伎倆。
若從純軍事觀點立論,則蔣先生實在是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來統兵作戰,安有不敗之理?只以軍事一端作簡單的論列,中共統一大陸,實非偶然。
”李宗仁在1948年5月20日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時因著裝問題遭到蔣戲弄,兩人不合臺面化[102]。
美國總統杜魯門對蔣介石始終沒有好感,而且對美國的援助遭嚴重虧空以及美國國會和聯邦調查局注意到孔宋兩家不正常的斂財手法而十分不滿。
美國作家默爾·米勒有一次採訪杜魯門總統,杜魯門就氣得大罵地說:“他們(國民黨)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38億美元中偷去7.5億美元。
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這裏,紐約的房地產。
”[103]杜魯門77歲高齡接受採訪時,提起蔣,仍然怒火中燒:“我從來沒有改變我對蔣他們那幫人的看法。
他們個個都他媽的該進監獄!如果我活著看到他們鋃鐺入獄的那一天,我將很高興。
”[104] 魯迅等當代思想家批判蔣介石在國內施行“恐怖統治”(白色恐怖),冠予異見人士“叛國”、“顛覆”等罪名大肆捕殺並以軍法審判,是“獨裁統治者”。
汪榮祖、李敖[105]認為蔣介石不是一位稱職的軍事領袖。
蔣介石曾身為黃埔軍校校長,卻是個不稱職的軍事家,在戰術層面乏善可陳。
如引用《李宗仁回憶錄》中,李宗仁表示在七七事變後,蔣介石動用了差不多全部國民革命軍精銳調往淞滬作戰,希望擴大上海之戰,以冀國際可以出面調停,犯了戰略上的錯誤。
李宗仁還說,蔣介石不但不會打仗還剛愎自用。
白崇禧的策略就是不肯用,因為討厭白崇禧出的主意。
[106] 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被蔣介石、蔣經國治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從1937年軟禁直至1990年;而楊虎城自1937年就被關押,1949年國府潰敗時,周養浩等軍統人員在毛人鳳的直接命令下,將楊虎城及其子女、衛士、秘書一共8人全部殺害。
[107],如此族誅的行徑被中外各界認為非常殘忍,一如中國歷史上的帝王。
[108] 前陸軍總司令且為國民革命軍名將的孫立人批評蔣介石視國軍為私軍,為一黨一人之工具,最終以涉及匪諜、預謀兵變之罪名,遭軟禁長達33年[109]。
在雅爾達密約的逼迫下,國民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蘇聯同意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保障中國東北主權完整與中止新疆伊寧事變的前提下,由外蒙古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外蒙古的地位(雅爾達協定稱:“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
”)。
[110][111]然而國府敗退臺灣後,1952年10月13日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蔣介石說:“承認外蒙獨立的決策,雖然是中央正式通過一致贊成的,但我本人願負其全責。
這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
”放棄外蒙古“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絕非謀國之道”;蔣認為自己“對總理、對革命、對國家和人民應該引咎自責。
”1952年國府以蘇聯“違約”為由,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控蘇案”,並經大會決議通過。
1953年立法院宣佈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中華民國曾在1955年否決蒙古加入聯合國,但為了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在美國的壓力下中華民國停止阻擋蒙古[112],最終蒙古在1961年加入聯合國。
一些評論家[誰?]指出蔣介石為鞏固政權展開軍事統治,以刑法一百條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造成白色恐怖。
蔣介石在臺灣威權統治使一些臺灣人對蔣評價甚低。
國民黨曾製造對他的崇拜風氣,中正路和介壽路等名稱,成為臺灣最常見的路名。
蔣介石銅像大量出現於車站、各級學校及各公共機關 蔣介石曾孫蔣友柏于2007年5月23日接受臺灣媒體訪問時表示“這些年來我慢慢在思考一些事。
我家人曾經迫害臺灣人民,後來被逼出去(指離國發展)。
我們不能總是對以前的光榮無法忘記,無法接受批評,總要有人出來接受這些事情。
”這是蔣家後人首次對蔣介石提出負面評論。
[來源請求] 中共長期將蔣定義為負面人物,中共和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指責蔣“背叛總理(孫中山)遺志”,“背叛革命,血腥屠殺革命群眾”。
抗日戰爭中蔣介石被認為是“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忽略抗日、枉顧民族利益”。
在相當長時間內(1990年代以前),蔣被批判為“蔣幫頭子”、“流氓劊子手”、“新興軍閥”、“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群眾之仇敵”、“背叛革命”、“反革命”、“反動”、“無恥”、“美帝國主義走狗”、“美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買辦階級等反動勢力在中國的代表”等。
毛澤東對蔣介石的評價包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中國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114]。
陳伯達稱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聚斂200億美元的財富。
[115]中共及部分學者把蔣介石列為中國的頭號戰犯及賣國賊。
張學良口述歷史痛貶蔣介石。
他說:“蔣先生這個人,我批評他,他要有機會,他真能當皇帝。
他的思想非常頑固,舊的思想,不是當代的思想,蔣經國就不同,所以我可以說,到臺灣以後,要不是蔣經國,蔣介石就沒有了,現在也是沒有了。
”張學良表示:“介石沒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我)本來很尊重蔣先生,但後來不尊重,因蔣先生完全是自我主義。
”訪問者提到:“我們在可大圖書館看見很多書,是說蔣先生對臺灣的貢獻。
”張:“那大概都是國民党寫出來的,要說蔣經國對臺灣有貢獻,我承認。
蔣先生有什麼貢獻?”張學良認為,蔣介石是個投機取巧型的買辦、好吹,例如蔣介石常說“幾年準備(反攻)、幾年成功”,失信於民。
張學良還稱,西安事變後蔣介石發表《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都是假的”,事實上是蔣囑文膽陳佈雷於一九三七年二月在杭州新新旅館辟室杜撰,八易其稿。
[來源請求]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他在特務劉乙光監視下,碰到熟人也不敢打招呼,心情不好,不如“抓詩一首”。
[116] 張學良在接受唐德剛教授採訪時說:“蔣介石就是李宗仁說的那個樣子,一點不錯”。
“馬歇爾說得對,蔣先生就是抓權不放。
”[來源請求] 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奮鬥》一書中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蔣介石為了不讓蘇聯插手中國內戰,默許外蒙投票獨立。
蔣介石懂得政治妥協,可能避免中國內戰,形成多黨制民主國家。
最後結果導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並失去外蒙主權,中國也失去了最佳民主化時機。
其他 北伐結束後,各地方勢力及原軍閥都表示願意歸順國民政府,國府也予以接納;但他們只是形式上聽命於蔣介石。
所以著名學者董鳳馳認為:部分對於蔣介石及國民黨的劣評,實際上是基於其他軍閥的惡行。
英國首相邱吉爾在開羅會議上曾與蔣介石會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對蔣有如下評價:“他的那種沉著、謹嚴而有作為的性格,給我以深刻的印象。
這時,他的權威和聲望正處在頂峰。
在美國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他是‘新亞洲’的一個鬥士。
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堅定地捍衛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時他又強烈地反對共產黨。
美國各界人士公認,在這次戰爭獲勝以後,他將成為世界上第四個大國的首腦。
後來,許多持有這些觀點和估價的人們都拋棄了他們原有的看法。
我在當時並不同意人們這樣過高地估計蔣介石的力量,或中國在未來的貢獻,然而,我在這裏還是可以指出,蔣介石大元帥至今仍然獻身于當時曾使他獲得廣泛聲譽的同一事業,但是,後來他卻在自己的國家中被共產黨擊敗,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118] “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於一九三九年曾說:“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
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
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一些重要鏈結(部分鏈結需要翻牆)蔣介石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4%A3%E4%B8%AD%E6%AD%A3抗日戰爭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8A%97%E6%97%A5%E6%88%98%E4%BA%89二二八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85%AB%E4%BA%8B%E4%BB%B6臺灣白色恐怖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99%BD%E8%89%B2%E6%81%90%E6%80%96%E6%99%82%E6%9C%9F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817211155&owner=404529656(一個人人網用戶)劉榆:“蔣對長輩至孝,對朋友忠厚,對敵寬大,律已以嚴,待人精誠,這是不爭的事實,”難怪他輸了抗戰和西安事變日本侵略中國的背後,也有蘇聯損人利己的陰謀。
“策劃日本南侵中國,並拖垮日本”是蘇聯的最高機密。
1930年初,共產國際開始秘密派遣代表,前往東北的日本關東軍駐地和日本本土活動,與軍界、政界的好戰分子接觸。
“九一八事變”就是從共產國際黨員、日本關東軍島本大隊川島中隊河本末守中尉帶人製造事端開始的;1936年,一批日共高級幹部從蘇聯秘密回到滿洲和日本,策劃事變。
“七七事變”現場最高指揮官、侵華日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大佐也是共產國際的日籍黨員。
日本高層在兩次事變之前完全不知,是事後才知道的,但軍事進展太過順利,也就默認了下級軍官的莽撞結果。
(《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大陸教科書都說東北軍“九一八事變”中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
許多史料證明,張學良自己也一再聲明是自己下令不抵抗,因爲當時他沒料到事態擴大,最初和蔣介石一樣寄希望國際調停。
從2006年3月開始,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保管的《蔣介石日記》陸續公開,可以看到,1928年“五三濟南慘案”以後,蔣介石每天在日記右上角一定寫上“恥”或“雪恥”,48年未改。
稱日本爲“倭”“日倭”。
“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天蔣介石才得知消息。
9月2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不收回東北,永無人格矣。
”由於軍閥割據、國貧民弱、軍隊落後,蔣介石只能打持久戰(“持久戰”是中國近代軍事學家、西方美術史專家、國軍上將蔣百里[錢學森的岳父]首先提出,而非毛澤東)。
“不求戰鬥之勝負,在民族精神之消長,與夫國家人格之存亡。
徒與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之堅韌,與國無益,而反求速亡。
”“孤注一擲,一敗之後將永無復興之望了,因此,我們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做長期不斷的抵抗……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料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
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有新的變化,這樣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線希望。
”對於談判蔣介石是有原則的:“堅持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和行政完整、日方必須全面撤軍,否則無法和談。
”蔣介石曾在一份批文中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說與日本和談的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
”(美國之音電視系列專題:《解密時刻:日記中的蔣介石》——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原臺灣總統府總統新聞秘書及英文秘書郭岱君教授談蔣介石日記)但是,中共抗戰只是口頭鼓動他人犧牲的文抗,中共在抗戰時的方針是“七分發展、二分觀望、一分抗日”。
九一八事變後的9月22日,作爲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中央做出決議:“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不到兩個月,中共趁國難之危,于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11月7日,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分裂和顛覆國家,搞國中之國,令國民政府兩面受敵。
“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的幾年間,中囯共產黨從來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軍隊放過一槍一彈,他們所做的,就是用紅軍打擊國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衆,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抗日熱情,與別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動立即抗戰,破壞國民政府的戰爭準備和戰略決策。
”(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年8月)“五十年代,毛澤東在廬山上說起抗日往事,得意忘形地坦承:‘蔣、日、我,三國志。
’至於如何愛國,毛澤東又坦承:‘讓日本人多占地,才愛國。
’國難當頭,毛澤東卻正好玩起了從小就耳濡目染的《三國演義》。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毛澤東從來沒有糊塗過。
爲什麽彭德懷打百團大戰,會讓毛澤東憤怒得拍桌子?因爲彭德懷沒有分清誰是真正的敵人。
”(李劼:《梟雄與士林——20世紀中國政治演變和文化滄桑》,[香港]晨鍾書屋,2010年4月)中共攻擊別人是漢奸,可看看它的行徑又是什麽?《中國秘密戰》(郝在今:《中國秘密戰》,金城出版社,2010年1月)、《毛澤東:鮮爲人知的故事》等書披露:抗戰時期以潘漢年爲代表的中共密戰系統與汪僞政府、日本之間的諜報系統形成了情報共用鐵三角。
蘇德條約簽訂後,蘇聯與日本簽訂了蘇日條約。
毛開始了同日本情報機關的合作,目的是打擊蔣介石,保存、發展中共。
負責這項工作的是潘漢年,他聯繫的物件有日本駐上海的副總領事、高級情報官員岩井英一。
潘漢年給岩井提供蔣介石的抗戰能力、他與中共的矛盾衝突,以及他與列強的關係等情報,還有英美情報人員在香港、重慶的活動訊息。
日本方面對這些情報評價很高,其中一份曾讓日本駐華大使“高興得發狂”。
有個著名的“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由潘漢年參與組織,裏面主要成員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來更直接地打擊國民黨。
一位當時的中共情報人員回憶說:“據我直接知道的,上海兩次破獲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對忠義救國軍的圍剿,都是我們的黨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傑作。
”除了打擊蔣介石以外,潘漢年的另一項任務是使日本人放過中共。
潘漢年與日本方面(通過日本華中派遺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達成默契:新四軍保證鐵路交通線的暢通安全,日本人對新四軍在鄉間發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數年來,日本火車通行無阻,新四軍也成長壯大。
日本始終把蔣介石作爲主要敵人。
1940年春,華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裏。
3月份在史達林的默許下,八路軍集中三四萬兵力,全殲六千國民黨部隊,在華北佔據了絕對優勢。
史料證明,“西安事變”是中共利用張學良的一場陰謀。
張學良自“西安事變”前八個月裏,與中共取得聯繫溝通後,中共曾告訴他,只要他張學良的東北軍割據西北,與紅軍一道建立西北國防政府,蘇聯便會是他的最堅強後盾,會象支援新疆的盛世才那樣,給予張學良在包括軍事物資在內的任何支援。
在“西安事變”剛發生時,中共高層無不歡欣,拍手稱快,一派堅決“殺蔣”“審蔣”的呼聲。
但令張學良和中共沒料到的是,全國輿論,除中共紅軍控制區外,基本都是指責張楊與事變,同情擁戴蔣介石,抨擊張楊的文章、電報,如雪片般飛來。
史達林也擔心由此導致中國分裂,被日本人鑽了空子,從而使蘇聯在其遠東地區便要單獨面臨直接同日本人幹仗的危險。
因此,他便立即採取了堅決反對“西安事變”的態度。
於是“西安事變”三天之後,中共的態度發生了重大改變,由甚至可以對蔣“誅之爲上”的立場,轉變爲主張釋蔣擁蔣以避免親日派主掌南京中央政府的“和平”方案。
因此,中共便由原來的與張、楊結盟的“三位一體”中的一方,轉變爲事變的局外“調停方”了。
面對這最大的變故,張學良則先震驚,再忿忿,而後負氣、衝動了。
後來,張學良在一些場合確很有些傷感地說了:“我救了共產黨,你們就這樣對待我!”(張的機要秘書、中共秘密黨員宋黎回憶文章)“周恩來比我還‘和平’……”(張的東北軍高層親信高崇民文章)在世人眼中,此“西安事變”,兵多將廣的東北軍首領張學良,便成了實際上獲罪的一個“孤家寡人”。
整個“西安事變”的結果,也已違三方商定的初衷:不是理直氣壯地逼蔣氏聯共抗日,而是在反被外界壓迫下,乞求蔣氏停止內戰而抗日了。
(陳益南:《“西安事變”中若干鮮爲人知的細節》,《文史精華》,2011年9月)同時,扣壓蔣介石後,張學良讀了蔣遺落的日記,才知道蔣已秘密做了抗戰部署,同時只差一周即實施剿滅中共的計劃。
張學良深感懊悔,遂決定護送蔣介石回南京領罪。
由於張學良的魯莽,西安事變打亂了蔣介石部署,他在日記裏反覆講“漢卿壞我大事”、“漢卿誤我一盤好棋”、“漢卿誤我大局”。
(美國之音電視系列專題:《解密時刻:日記中的蔣介石》)對中共而言,身爲中共“特別黨員”的張學良是功臣,毛澤東說:“西安事變”使共產黨從牢獄的情況下解放出來。
對民族來說他是千古罪人。
張學良至死不回大陸,也許與之有關。
需要補充的是,西安事變後發生二二兵變,張學良部下孫銘九、苗劍秋、應德田三凶逃離西安,由周恩來安排尋求庇護。
全面抗戰爆發後,三人全都投降日僞。
孫銘九等人後來竟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
張學良的參謀長鮑文樾、東北軍騎六師師長白鳳翔、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銘也相繼成了漢奸。
$$當年西安事變時,張學良扣押蔣介石,蔣介石曾痛心疾首地勸服張學良說:"你張漢郷上了人家的當你還不服.你,楊虎城,都是我的部下,這事是我們國民黨內部的事,共產黨來幹什麼,有什麼資格來,誰邀請的?他們說要組民主政府,好,解散他們的軍隊,你問他們要軍隊幹什麼?他們是要坐江山的,我們要建立民主政府,他們要搞獨裁,周恩來不是要搞民主嗎,讓他來,讓他過來組成民主政府怎麼樣?不是那麼簡單哪,他們要幫窮人講話,讓窮人翻身,你想想,窮人懂什麼,還不是工具,他們頭腦簡單只會拼命,到頭來還不是周毛們的統治工具?不會有民主的!而我們建立的國家是要一個富強的國家,富人為國家服務,國家為窮人服務,各出己力,各負其責."拿昔日的蔣介石之言與後來蔣介石在台灣的所為來與大陸現實比較,不難看出蔣介石卓越的先見之明.$$$$孫德亮2012-10-3011:36羅斯福詢問蔣介石這個,沒有的事。
1943年的開羅會議是劃分戰區和作戰目標,中國沒有能力爭取;1945年二戰結束,東北、外蒙問題的牽扯,只在《波茨坦公告》中積極爭取限制了日本的領土範圍。
實際上,1945年,國民黨開始在琉球發展黨員,1946年成立黨支部,1947年10月18日中華民國提出對琉球的領土要求;1953年再次通過廣播提出要求,可惜此時只是一個殘喘的政權,已經無力爭取了$$電影《一九四二》中的蔣介石 ──歷史與偽歷史的爭辯2012-12-2706:15|發佈者:want-daily|查看數:15|評論數:0編者按由華誼兄弟公司發行的電影《一九四二》近期在大陸院線放映,故事改編自小說《溫故一九四二》,講述了1942年抗日戰爭背景下,河南大旱,戰爭僵持階段,數百萬民眾忍受飢荒的痛苦,背井離鄉,逃荒的旅程。
作者由此探討電影中的史觀和史實,也提出對影片中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功過的個人觀點。
歷史有時被歪曲或醜化,但是漠視歷史更嚴重,馮小剛的《一九四二》再次證實,兩岸三地都亟需正視民國史。
每次在大陸,看到有關民國史的影片,來自台灣的我,都禁不住看看如何描繪那時代的歷史。
一個時代的好壞,領導人應負重大責任,最近馮小剛導演的《一九四二》(描述那年河南遭遇大飢荒,3百萬人餓死,橫屍遍野,餓殍滿地)上演,依然忍不住沿襲舊例,看看該片如何描繪當時領導人──蔣介石。
電影非史實我應該算中間人士,不偏藍也不偏綠,我第一個反應,發生那麼大飢荒,餓死如此多人,當然蔣介石必須負責。
電影中描述蔣介石不知災情如此嚴重,必須由美籍記者白修德告知,我卻打了個大大問號,以歷史常識判斷,蔣介石重視情報,他重用的人如戴笠,毛人鳳等都是情報頭子,怎麼可能不知道。
我更驚訝的是,海峽兩岸對電影裡如此評價蔣介石,(明年說不定本片還會抱一座金馬獎回去)幾乎無人表示是否符合史實或失實,贊同或反對。
尤其是台灣的國民黨及歷史學者對此毫無反應。
好不容易,看到微博@漩渦星系2寫的〈真實1942民國政府做過的那些事兒〉,看到一些不同看法,他舉出民國政府在1942年中之後,分4階段積極展開救災,以鄉鎮為單位普設粥廠湯廠,大量配發救荒食品,並附以工賑、扶植生產等,接著展開救災善後工作。
招撫流亡、災民歸耕、籌貸秋種、補充耕牛農具、減免田賦積欠及賡續收養災童等措施。
接著騰訊歷史版登出,由諶旭彬所寫的「戳破《1942》裡的偽歷史」,強調無論是電影本身,還是作為腳本的紀實原著,乃至於媒體對該段歷史的諸多重新發掘,均可謂是偽史當道。
例如政府封鎖消息,不允許媒體報導河南饑荒?甚至導致《大公報》被停刊3天,但大公報是被其他理由停刊,之前,重慶《新華日報》對河南災荒的報導至少已有40餘起。
例如電影中蔣介石不許報災、「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流行的史料依據有3份,都有問題,主要是根據大軍閥馮玉祥的回憶錄以及其他人寫的文章。
而諶旭彬考證《一九四二》原作者劉震雲說他的家鄉河南延津縣,餓死了幾萬人,1942到1943年日軍進城才解救了鄉親,但是河南延津早在1938年就淪陷至日本手裡了。
歷史學家段宇宏也舉出民國政府在1942年撥款約近2億元賑災,占財政收入的近4%,當時值抗戰時期,軍費支出就占財政收入的62%,其餘38%必須供全國使用,1943年2月賑災就又占了4%,不可謂少。
河南省政府還制定了保護農民土地辦法,決定因災荒而賣當之土地、房產,准5年內以原價贖回。
所有這些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
而白修德第一篇關於河南災情報導,1943年3月份,已經是進入第3階段賑災了。
所以,電影中所敘,「這場饑荒主要是在美國記者、美國報界的干預下、在美國輿論的壓力下民國政府才匆匆實行救助措施的結論,是無比荒謬的。
」漩渦星系2在微博中說。
關於歷史的諷刺辭彙很多,如「歷史如小姑娘,任人打扮」(胡適所說)等。
但是近年來,我覺得歷史上,對人或事件漠視比醜化更嚴重,醜化總有一天可以翻案,但漠視,此人和此事隨風而過,再無真相大白的一天。
民國建立一百年,中共建政60年來,有無數人與事被漠視。
蔣介石大概是最被兩岸漠視的領導人。
最近,去了南京,上海,發現蔣介石的痕跡都被抹去。
在南京中山陵孫中山紀念館裡,陳列很多孫中山與當時中國共產黨及蘇聯領導人的照片,甚至與平常百姓的照片,但是獨缺他與蔣介石的合照。
有的照片孫中山站在中間,旁邊是空的,再過去才是另外一人,按照中國照相慣例,領導人物旁邊一定有人站,動過手腳的痕跡清晰可見。
漠視關鍵者在台灣,蔣介石似乎也已消失,看不到他的銅像(當然以前也嫌太多),他統治台灣20餘年的歷史,似乎空白一片。
他的確施行白色恐怖,多人無故被槍斃,病死冤獄。
如我是受難家屬,終生也難原諒他。
但是另一面,他確實爭取到美國的支持,在風雨飄搖中,奠定自由台灣的基礎,在50年代他力主台灣必須發展民營企業,避免公營企業獨大,並訂立若干法條,鼓勵中小企業,釋放台灣創業家活力,進而有後期的台灣經濟奇蹟。
台灣有陣子猛力興建蔣介石銅像,全台一共有4萬5千個他的塑像,1988解嚴後,再加上民進黨執政,陸續拆除,放在桃園的一所蔣介石雕像公園,專欄作家許知遠到台灣時,偶爾漫步到那個公園,在〈複製的領袖〉一文中寫道「眼前的雕像早已失去了往日意義。
它們因批量排列在一起倍感滑稽。
它不僅失去了威嚴,也失去了殘忍與肅殺。
」台灣人選擇漠視他。
但是縱使作為人,他也有值得研究的一面。
這幾年在大陸看史料,他的舊居等,更發現他人性的一面。
如在抗日前他的照片猶如四十左右的中壯年,精神奕奕(當時50歲),但1946年,他重新邁入南京的總統府時,已經垂垂老矣,連鬍子都泛白,期間才不過8年。
可想領導抗戰,是如此重任加身,令他心力交瘁。
又如他從廣大中國退至台灣一隅,心情為何,(至少他沒有如李宗仁飛至國外當寓公),為什麼能天天寫日記,堅持半個世紀,作為基督徒,他如何平衡白色恐怖與宗教的仁愛情懷,他的禱告內容如何?他對台灣有感情嗎?又是什麼樣感情?於微觀,於宏觀,蔣介石不應是被漠視的歷史人物。
法國作家雨果在《悲慘世界》中說:「歷史和哲學負有多種永恆的責任,同時也是簡單的責任。
」(靈山朔c,新浪微博)蔣不是輸給毛,蔣是輸給了史達林。
毛只是史達林的下屬和棋子//@零號囚犯:蔣是中日戰略天才第一人?那會輸給黃俄代理人毛?(2013年2月8日17:16)【罪人的懺悔】張學良在回憶錄中多次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36歲,以後就沒有了。
回首一生,自問做了最錯的事,就是在西安事變中,姑息了共產黨。
往後數十年,隔岸目睹中華民族經歷空前的苦難,最是羞悔”!晚年張學良爲此痛心疾首,自稱民族罪人,獲得人身自由後,拒絕中共的幾番邀請,不回國定居,終老美國。
——看鳳凰衛視對他的專訪,他親口說,“現在看來,當年蔣先生攘外必先安內,是對的。
”“良立志救國,反而誤國,想救民反而害民。
自身千方百計圖謀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得灑至中日戰場上一點一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為甚!坐收其利者,反為共產黨耳...否則,共產黨何得施其伎倆乎?...共匪彼時乃是趁虛而入,彼等早在我方滲透,將內部真實的情緒,瞭若指掌,爾後,所用之口號和其行動,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認為同道好友,自墮其彀中,毫不自覺...”——1956年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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