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乃德：转型正义和历史记忆——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

吴乃德：转型正义和历史记忆——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 虽然民众对转型正义的要求并不强烈，可是为了民主的未来，我们仍须加以处理，特别是在历史正义方面。

吴乃德：转型正义和历史记忆——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 07/06/2012 原文 　　虽然民众对转型正义的要求并不强烈，可是为了民主的未来，我们仍须加以处理，特别是在历史正义方面。

回忆过去，经常是为了未来，为了“让它不要再发生”。

遗忘过去，过去可能在未来复苏。

历史正义和历史真相在防止过去复苏上，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转型正义”是所有从威权独裁转型至民主的新兴民主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政治和道德难题。

对于那段记忆仍然鲜活的历史–对人权普遍的蹂躏、对人性不移的冷漠、高傲的加害者、无数身心俱残的受害者–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应如何面对和处置？因为转型过程不同、道德理念不同，不同的新民主国家对转型正义经常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台湾的民主转型至今，将近20年过去了，我们对这项民主社会最重要的道德问题之处理，态度仍然是勉强的、不完整的。

相较于比台湾更穷、更“落后”的国家在处理转型正义上所获得的成就，台湾的表现并不令人骄傲。

　　本文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以比较的观点，讨论新民主国家处理转型正义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以及面对这些难题的不同方式。

有些国家采取起诉、惩罚加害者(甚至包括威权政府的统治者及其同僚)的严厉方式，有些国家刻意选择集体遗忘这段历史，有些国家则采取类似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员会”的中间路线：只揭露真相、却赦免加害者。

本文第二部分讨论台湾特殊的处理方式：赔偿受害者、遗忘有加害者的存在、同时让历史荒芜。

本文也从台湾特定的转型过程和威权统治经验，解释台湾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处理方式。

第三部分则呼吁我们珍惜这段威权统治的历史，将它化为台湾民主的重要资产，让它成为民主教育和民主道德重建的重要教材。

　　转型正义的难题　　民主转型之后，新的民主政府应如何处理过去威权政府对人权的众多侵犯，对无辜生命的凌虐、甚至屠杀？具体地说，对威权政府中发号施令的高阶层人士，我们应如何加以处置？对主动从事或被动服从指令而侵犯人权的情治、司法人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甚至，对于许许多多在威权政体中工作、也因此而得利的政府官员、媒体负责人、学术领导人，我们应该用何种道德态度来对待他们：谴责、轻视、或同理心的宽容？这些问题经常成为新民主政府和民主社会的政治和道德难题。

而另一方面，对众多遭受生命、自由和财产损失的人，我们又应当如何补偿？这些问题一般称为“回溯正义”，或“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的难题并非始自现代。

对转型正义的处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雅典。

雅典的民主政体中曾经出现两次短暂的独裁政权，雅典人在独裁政权崩溃后，都曾经温和地处罚了独裁政权的领导人和附庸者。

转型正义成为当今学术、文化界热门的题目，主要是因为第三波民主化的刺激。

在1980年代之后的这一波民主化中，亚洲、非洲、南美洲和东欧共产国家的许多威权独裁政体相继崩溃。

由于这一波的民主化是人类历史上个案最多、规模最大的民主化浪潮，如何处理威权遗产，也就成为许多国家共有的难题。

　　转型正义所面对的第一项难题，同时也是最困难的议题是：如何处理过去威权时期犯下侵犯人权、剥夺生命和自由、凌虐人道等罪行的加害者。

加害者包括威权政府的统治核心权力菁英，以及接受其指令的较低阶执行者。

在某些国家，如南非和阿根廷等，许多对人权的侵害行为，是执行者由于当时政治气氛和政治惯行、个人偏见和政治信念等，所从事的自发行为。

处置威权政府的核心统治成员，和处置为数众多执行者，面临不同的法律和道德难题；而两者都不容易解决。

　　处置威权政府的统治者和核心成员，在道德及法律层次上比较单纯，可是在政治上却较为复杂。

统治阶级的核心成员握有至高的权力，他们是独裁体制的创建者或维护者，理当为其统治下众多的侵犯人权、违反人道罪行负责。

这在道德层次上没有太多的争论。

一般而言，在民主化之后，人民也都期待对加害者施以法律的惩罚。

如果新生的民主政府不处理独裁政权所犯的错误，不对加害者做某种程度的惩罚，新政府的合法性和支持度经常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尤其在那些对人权的侵犯甚为普及、规模甚为庞大的国家中(如南非、阿根廷、瓜地马拉、东欧等)，民主化之后人民普遍期待“正义”终于可以到来，受害者获得补偿和抚慰，加害者受到应得的惩罚。

一般人民对“正义”的重视，其实也是民主社会生存的重要基础。

这种要求如果没有得到满足，人民对政治、对民主都会产生嘲讽和疏离。

这对民主社会并没有好处。

而更严重的是，如果对正义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以前受害的一方经常会用相同的方式来迫害过去的加害者。

例如南非由于没有追究加害者，许多地区出现了黑人用类似过去白人对黑人所为来加诸白人的例子。

　　然而，新生的民主政体经常是脆弱的。

新民主政府经常无法确知军队、情治系统是不是接受它、服从它。

这些足以影响政局安定的机构，刚好又是威权统治的重要基石，也是最经常侵犯人权的机构。

要惩罚威权时期的罪行，很难不追究到这些机构的领导人。

担心法律的追究和制裁，经常是这些威权领导阶层抗拒民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某些国家中(如智利、阿根廷、南非等)，反对派为了民主转型得以顺利成功，常常必须和威权统治的领导阶层妥协，保证民主化之后不追究其过去的罪行。

　　除此之外，另一个更大的难题是：在这一波民主化中崩溃的威权体制，大多曾经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威权政体在漫长的统治过程中，创造了不少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追究政治领导阶层的罪行，经常造成社会的紧张和分裂。

特别是如果对威权统治的支持和反对，是以族群或种族为分野(如南非)，这个问题就更不容易处理。

　　在这种两难的政治情境下，不同的国家经常根据自己特定的政治和历史情境，特别是民主转型之前、转型期间、以及转型之后的政治状况，而有不同的方式和策略。

最严厉的方式是以违反人道的理由，处罚威权政府的首脑。

此类型的国家包括罗马尼亚以行刑队枪毙共党元首索西斯枯夫妻；保加利亚将元首齐夫科夫及其高级干部判刑监禁；德国(以谋杀警察、而非政治压迫之名)起诉东德共党头子何内克，虽然后者终因健康理由逃过牢狱之灾；玻利维亚将军人政府首领梅札判刑监禁35年不得假释(同时将宣判日订为“国家尊严纪念日”)；南韩对卢泰愚、全斗焕迟来的起诉(两年之后又加以特赦)；以及目前还处于法律拉锯战中智利对皮诺契的起诉案。

这些起诉、或惩罚最高统治者的案例，都受到国际甚大的瞩目。

　　可是某些国家对转型正义的追求，目标不只限于最高领袖和统治核心的成员，追诉和惩罚的对象甚至扩及中低阶层的人员，包括威权政府的官员、情治系统的人员、以及执政党的党工。

而惩罚的方式也不限于法律的起诉。

德国统一之后，前东德的法官和检察官将近一半失去先前的工作；另外有42000位政府官员被革职。

最极端的国家或许是捷克。

该国在1991年通过〈除垢法〉(LustrationLaw)；名称来自拉丁文的lustratio，意为“藉由牺牲以完成洁净”。

该法规定：曾经在威权政府中任职于情治系统或特务机构的情治人员、线民，或前共产党某个层级之上的党工，5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企业中担任某个层级以上的职位。

这个〈除垢法〉在捷克国内引发甚大的批评。

批评者甚至认为此举无异猎巫行动，本质就是“以道德十字军来包装政治权力斗争。

”国外的批评者则认为，类似〈除垢法〉的措施将使公民失去对新民主政府的信任。

　　这种争论反映了追求转型正义在道德和政治上的难题。

相对于发号施令、建立威权体制的最高统治者及其核心成员，那些接受指令、或服从(不义的)法律之执行者，是不是有相同的法律和道德责任？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从心理学的实验中我们知道，明知权威所下的指令不道德，可是却加以服从是非常容易、也非常“合乎人性”的行为。

我们也知道，下级的执行者有时候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升迁，主动配合上意和法令侵犯人权。

有的时候，则是没有选择。

可是更多时候，两者难以清楚分辨。

在威权体制中，拒绝服从通常须要付出代价。

因为义而承担其代价固然值得钦佩；这样的人永远引发我们的道德向往和想像。

可是对那些选择服从的人，我们–有幸无须被迫做这种选择的我们，有没有立场对他们做道德的谴责？　　另外一个现实的难题是界线的划定。

威权体制并不是独裁者一个人的功业；他需要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帮助他。

如果我们要追究侵犯人权的政治和道德责任，我们的界线何在？捷克总统哈维尔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发号施令的、服从的、支持的、甚至袖手旁观的，都直接间接支持了威权统治。

可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罪，至少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种类、相同程度的罪。

哈维尔的论点在道德反省上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启发，可是却无法作为政策的指导原则。

如果我们不画出一个合理的、清楚的责任界线，或许就会如波兰的米绪尼克(AdamMichnik)所说的，报复惩罚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

首先是昨日的旧政权中敌人，接着是昨日反对阵营中的战友，然后就是今天为他们辩护的人。

惩罚一但开始，仇恨必然随之而至。

　　而对他们求取法律的追诉和制裁，则更具争论。

一方面，我们知道：民主政治建立在某些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之上。

这些价值和原则是文明社会的共同规范，法律违反这些核心价值即缺乏正当性。

“恶法亦法”的立场是很危险的。

毕竟，独裁者并不是以口令统治，而是依赖完整的法律体系。

法律经常是独裁者手中的利剑。

可是另一方面，罪刑法定(nullapoenasinelege)却也是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则：只有违反当时存在的法律之行为，才得加以处罚。

放弃这项原则，将对民主社会的法律秩序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也是为何匈牙利民主政府的宪法法庭，数次针对追究加害者的法律和国会的决议案，宣判为违宪的理由。

匈牙利宪法法庭的裁决，当然也引起无数的政治紧张和冲突。

某些国家因此将法律追诉的对象，仅限定于那些即使在威权体制下也属犯法的加害行为。

　　因为接受指令或服从法律而侵犯人权的加害者，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对他们做道德的谴责，甚至法律的追诉？虽然在转型正义的追求上经常面临这个问题，可是至目前为止，它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讨论。

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德国一位法官的判决中，获得若干启发。

1991年年底，德国开始审判两位执法人员，指控他们于1984年守卫柏林围墙期间，开枪击毙试图翻越围墙的民众。

相较于前一个起诉围墙守卫的案件，法庭在这次的审判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明显坚守一个原则：控方只能诉诸东德当时已有的法律。

然而法官在判决文中同时也指出：虽然法律赋予卫兵使用强力的方式阻止逃亡者，可是东德法律同时也规定，“必须尽可能不危害生命”。

射击逃亡者的腿部，应该比较符合两德法律都同样规定的“适当的措施”。

因此，即使根据东德法律，卫兵射杀逃亡者的行为仍然犯了“过度使用权威”的罪行。

然而这次判决更重要的是，法官给被诉者缓刑的机会，同时以如下宣示为后来的同类案件设下了重要的范例。

首先，法官指出，“上级的命令”不能当做赦免或合理化犯罪行为的藉口。

可是，两位卫兵在当时的情境下，难以独立自主行动。

“引导他们犯罪行为的因素并非自私自利或罪恶的动机，而是当时他们所无法影响的环境，包括分裂德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抗，以及东德特殊的政治情境。

”　　这也就是说，一方面，政治压迫行动的执行者，不能用接受上级指令和遵循法律当犯行免责的藉口。

命令的执行仍然有甚大的弹性空间。

“逮捕、侦讯”和“刑求”之间有甚大的分野：人性和野蛮的分野。

“依法律规定的刑期判决”和“拒绝了解口供如何取得、拒绝求证、甚至拒绝听取被告的辩护”也有甚大的差别：执行职务和政权帮凶的差别。

在很多案例中，上级指令和依循法律，不能成为凌虐人性的的理由。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理解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政治情境，了解人性在组织中、以及特定情境中的脆弱。

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却不能刻意遗忘。

　　上述对转型正义的处理方式，包括对最高统治者及其核心成员、以及压迫组织中工作人员的追诉，并非每一个国家都有条件这样做或有意这样做。

有些国家，如波兰、智利和巴西等国，反对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和统治团体达成协议，承诺在民主转型之后不对其侵犯人权的罪行提出法律的追诉行动，以减低后者对民主化的抗拒，让民主转型可以顺利进行。

可是有些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虽然没有经过这样的妥协，仍然选择刻意遗忘过去的历史，放弃对统治团体和其帮手做任何的追究。

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罗德西亚和乌拉圭等。

此种处理方式以西班牙为代表，称为“祛记忆”(disremembering)策略。

　　在以上这两个相反的取向之间，有些国家试图以中间路线来处理转型正义的问题。

最经常被使用的是“真相委员会”的策略。

其中最受世界瞩目的，是南非师法智利和阿根廷而成立的“真相和解委员会”。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成立类似的真相委员会。

南非的真相委员会之所以能在成立之后，立即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和道德想像，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南非数十年的种族隔离体制，对人权、人性和生命的凌虐案例太多、太普遍。

加害者不只是南非政府和它的军警特务机构，甚至连黑人反对运动的参与者，也常对同志做出凌虐生命的行为。

暴力行为–体制的和非体制的–长久存在而且十分普遍。

如何面对这些令人震撼、伤感的普遍暴力，如何创造双方可以共同生活的新社会，是艰难巨大的挑战。

第二，南非产生不少优秀的小说家，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长久以来，这些小说家透过他们的文学作品，呈现、批判、反省了种族隔离体制和白人暴力体制对人性的压制、扭曲和疏离。

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早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引起世人对种族隔离体制极度的厌恶。

如果种族隔离体制的崩解是从地狱到人间的过渡，世人好奇“真相和解委员会”将如何处置地狱中的邪恶。

第三个原因，当然就是真相和解委员会的主席，黑人主教图屠所具有的世界性的声望和道德魅力。

　　真相委员会的特点是，在加害者完整交代其罪行的条件下，给予法律上的豁免。

正如委员会的副主席波连所说的，真相和解委员会是一个必要的妥协。

当时南非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特赦所有白人种族隔离政权中所有的成员。

第二个选择则是类似纽伦堡大审，起诉应该为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事件直接负责的人。

如果种族隔离暴力体制的统治菁英坚持特赦，那么民主化的协商可能破裂。

而如果反对派坚持起诉加害者，和平的民主转型过程可能无法成功。

因此，真相和解委员会是旧时代通往新时代唯一的桥梁。

　　“真相和解委员会”除了是政治上的妥协之外，也经常被赋予更积极的目标。

这个追求转型正义的特殊途径假定：虽然正义没有获得伸张，至少让历史真相得以大白、加害者得以忏悔、受害者得以安慰、后代得以记取教训；同时更重要的，国家社会得以避免分裂。

可是南非“真相和解委员会”的运作过程和结果显示：大多时候真相并不能带来和解。

许多其他国家的例子也显示：不同阵营的人对真相有不同的解释；加害者的真相和受害者的真相经常是对立的。

例如波兰前共党的的统治团体就认为，事实上是他们救了国家。

他们问：匈牙利反抗苏联，造成多少人丧生？因此他们的政治压迫，只是“衡量之下不得不然”，是“较小的恶”。

历史记忆，特别是对历史的解释，很难避免主观和对立。

在对立没有受到调和之前，真相不可能带来和解。

在讨论历史真相和历史正义的下文第三节中，对这个问题会有更仔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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