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中會成立及基督教色彩。驅除韃虜有基督教意義? - 龍騰天下

後來孫中山于檀香山及香港先後成立興中會，成為第一個近代民主政治性質的革命團體，其中領導指其活躍份子多為基督徒。

革命的鼓 ... Contents... udn網路城邦 龍騰天下　（到舊版） 文章相簿訪客簿 興中會成立及基督教色彩。

驅除韃虜有基督教意義? 2013/06/0310:57 瀏覽926 迴響0 推薦0 引用0 　在興中會成立後，孫中山決議上書李鴻章以薦改革之道，途中認識留美回國兼具牧師、洪幫成員的宋躍如，當時宋躍如經營以印刷基督教書籍為主的華美書館。

因宋躍如原即以「福音拯救中國」為職志，故與孫中山談後極支援其以革命方式實踐自由、平等、博愛的基督教價值，其後宋躍如並與孫中山及一些基督徒籌組「少年中國黨」，並以手按聖經為立誓方式。

往後宋氏成為孫中山革命幕後最大的支援者。

　　孫中山于天津上書李鴻章，發現中日戰爭前夕，朝廷仍大肆慶祝慈熙萬壽，導致孫中山對滿清政府全然絕望，轉而全力投身革命。

孫中山自天津歸回後決前往檀香山尋求當地華人的支援。

檀香山興中會的創立 　　後來孫中山于檀香山及香港先後成立興中會，成為第一個近代民主政治性質的革命團體，其中領導指其活躍份子多為基督徒。

革命的鼓催 　　1894年孫中山選擇回檀香山鼓催革命，主因檀香山遠離中國、為孫中山熟悉地方多有同鄉、教會及同學，且政治意識較濃。

但反應多為香山人及基督徒，狀況並不理想，其因為「風氣未開，人心錮塞」。

最早參加興中會的基督徒 　　基督徒華僑對皇朝較疏離，又因基督信仰不會固守于儒家忠君觀念，又有基督信仰所提供一更高理想，故較易支援革命活動。

據孫中山《建國方略》，當時檀香山籌組革命只得大哥孫眉及基督徒鄧蔭南願傾家支援革命。

而銀行員兼報紙記者何寬、香港巴色會第一位客家籍牧師李昌、華人社區及教會重要份子鐘宇等基督徒多為早期參與革命的主力。

興中會成立及基督教色彩。

　　1894年11月中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成立：會中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及「驅除韃擄，恢復中國」為宗旨，孫中山為總理，會中決議取廣州為根據地。

此會入會盟誓是以「創立合眾政府」此等基督教理想，而非傳統秘密會社的「復明」。

以後洪門等秘密會黨入會多也改變原「復明」目標，轉而為「創立合眾政府」，此為基督徒革命者對會黨「反清復明」種族主義的改造。

中興會入會手續拋棄秘密會黨迷信色彩，而以基督教儀式代之，其後創立的革命團體多也仿傚如此。

驅除韃虜有基督教意義? 第六章　興中會的起義及失敗 　　興中會第一次起義及失敗 　　檀香山興中會的設立和以往在香港、廣州等地革命志士的集結不同，興中會不但是凝聚和招攬同志的團體，同時也是發動起義的行動組織、他們組織成形後及著手策劃起義並回國部署。

起義的準備 　　檀香山興中會正式成立後孫中山和一些志士策劃起義，計畫到美洲向華僑尋求經濟支援，此時收到宋躍如的來信，指出日軍佔領東北，中日交涉清廷的懦弱腐敗引起民心激憤，為發動革命不可失之機，孫中山遂與同志先後返國。

　　孫中山至上海與宋躍如會面並決定襲取廣州為根據地，抵達香港後決定以香港為集結志士和起義的基地，於是在此成立興中會，由於香港是孫中山所熟悉的地方，早年在同學朋友中鼓吹革命就有積極的響應，亦曾在此結交願意投身革命的同志，且香港距革命目標廣州很近卻不屬清政府領土，這些造成成為適合搞革命的地方;而澳門雖也距廣州很近，屬葡國殖民地，孫中山亦曾在此行醫，但此地多為傳統式地方士紳，態度保守，不願支援革命。

　　首先要找陳少白，孫中山與他會面後，回香港租了中環士丹頓街13號為革命基地，陳少白繼續奔走，找尋舊同志並物色新同志，鄭士良，陸皓東，區鳳墀先後加入這個新組織，另外，孫中山為新組織法律及外交事宜邀請香港西醫書院老師道濟會堂的何啟幫助，其他基督徒參與組織的有輔仁文社社員，另外參加新組織的非基督徒有與孫中山陳少白並列四大寇的楊鶴齡和尤列，此外亦有基督徒商人醫生加入並助餉款，另外也招攬一些三合會中人。

　　各路同志招集後，1895年2月21日共聚在士丹街會址成立香港革命組織，計畫重陽節于廣州發難，香港興中會的入會儀式仍比照檀香山，舉首向天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其中的神明仍是指基督教的上帝，因為這次香港興中會最初參加的人，基督徒佔大多數，較檀香山的更高。

　　為避免香港偵查特務注意，公開招牌以"幹亨行"掩護，此名稱出自："幹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此"天命"在基督信仰中就是上帝的旨意，他們自覺參與革命是符合上帝旨意，這是很多基督徒的信念，後來許多基督徒革命志士亦曾表達過此信念。

　　四、五月間，檀香山百餘人先後到香港入會，實力大增，在基層軍力方面，香港興中會計畫集徵港澳兩地會黨，綠林，鄉團，防營等人力，這是基督徒與會黨合作革命之始，由同是會黨的基督徒所達成，另一方面，當時廣州大量遣散軍隊，招致軍人不滿，興中會趁機招攬，各軍欣然從命願效死力，為了起事後通告各國，要求承認，興中會邀請香港，等西人共同起草英文對外宣言。

　　這次起義領導人員孫中山，楊衛雲，鄭士良，陸皓東，鄧蔭南，陳少白，黃咏商，謝續泰等全都是基督徒，可見當時香港興中會的起義實在是基督徒主導的、 廣州起義的部署 　　興中會諸事安排妥當後，孫中山率領鄭士良、陸皓東等人赴廣東部署，他們租用了雙門底王家祠之雲崗別墅為分會會所，作為基地、並採用：“農學會”名義掩飾。

　　農學會的開設是區鳳墀建議的，因鋻於興中會革命力量專倚重會黨等下階層人物，缺乏社會上層力量，實力不足易遭失敗，因此建議孫中山以農學會拉攏社會上層士紳、農學會主旨以忠君愛國、君民一體及整頓中國農務，明顯示要迎合傳統士紳口味。

　　然而他們的計畫並不成功，革命對這些士紳而言，是有乖倫常的，連唯一例外肯支援革命的劉學詞，亦只是想藉革命稱帝罷了、傳統士紳和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呼召反應冷淡，以致此次興中會革命大多密謀領導者是基督徒，但其實此救國革命大業是對非基督徒開放的。

　　雖然招攬士紳失敗，但廣州興中會參加的人數比香港更踴躍；有各層人士與教會工作人員、教會工作人員有聖教書樓負責人左鬥山和書樓福音堂的牧師王質甫，他們不但參與其事還將聖教書樓及內中福音堂作為革命機關。

　　此外又在鹹蝦張公館設招待同志之所，炸彈隊即此製造炸彈，而聖教書樓內的福音堂則用作貯存軍械及秘密文件、當時衙門不敢隨便干擾禮拜堂，否則亦引起傳教士抗議，而變成外交風波。

　　攻擊計畫分四路，由司令領導，另外設指揮部于十八甫綱紀教堂及雙門底聖教書樓，為藉教會掩護、並且教會平時多基督徒出入，故消息之往來不易被察覺。

　　一切準備就緒，就等待起義之日重陽節來臨，當日是掃墓之期，會有大批人回廣州省城，由香港來會合的幾千名同志可矇混進城、一場被當時視為大逆不道，為人不屑的造反正待爆發，領導這場革命的基督徒抱著救國心志，憧憬基督教的公正和人道的統治實現于祖國、這是他們以基督教理想對中國舊政權進行批判的時刻、 第一次革命的失敗 　　興中會為這次起義的種種準備和努力怎知還未起義就功虧一簣，主要原因是內部保密不足。

　　原來負責起草起義檄文的會員朱淇，行動被兄長獲知，其兄竟在發難前一，二日用弟朱淇名義告發。

　　緝捕委員接獲消息便立刻展開偵查，結果得知真有此事，又知罪首是孫中山，但總督仍指示再未有憑證前不能貿然拘捕，因知孫中山是教會中人，恐被教會反噬。

　　會這樣想主因是當時傳教士以本國領事館勢力為後盾，經常干預有關自己教會華人的訴訟官司，這其中當然是有他們的理由，特別是那些法治觀念薄弱，專事貪贓枉法的昏官污吏，常因刑求、受賄以及輕率判案等造成冤案比比皆是、傳教士自然不願他們的會友在這方面吃虧，因而造成這種西人常干預地方司法的現象、孫中山就是在這種情勢下只被監視，而官府則繼續偵查其他可疑的人。

　　孫中山被監視及搜索期間，經歷一些波折，輾轉藏匿、怎知同時，香港通知廣州，要遲兩天才能供應機械和人員、廣州無法實時發難，只得急急收拾，各自逃避。

　　同時農曆初八，一批偽裝坭膠運往聖教書樓的槍械被海關查獲，於是官方不但知道罪首是基督徒，其他一些牧師亦是逆黨，教堂也是造反機關。

證據確鑿，官方便派兵搜查聖教書樓，並拘捕左鬥山，由於一些造反文件來不及毀掉，亦被搜出、左鬥山被捕後，所屬美國長老教會博濟醫院院長嘉約翰請求美國領事默喜出面營救，左鬥山因此得以保釋外出。

不就左鬥山另設性質相似的大光觀書樓，繼續推廣新學，並秘密支援革命。

　　緝捕委員四處搜捕革命黨，在其他基地捕獲陸皓東。

程耀臣、程奎光等人，陸皓東本可實時脫走，但他折回王家祠要毀黨員名單，結果被捕、差役又在碼頭四時多名黨員，官府得消息，謂其他革命黨員也多為教徒，便下令傳教士香便文一起到碼頭辨認緝拿、香便文關注中國啟蒙且同情革命，便預先暗中通知有關教徒走避，興中會人員因此脫險的很多。

各路志士們亦聞風逃遁，各自離境避禍，一時同志四散，暫時失去聯絡，廣州革命組織完全瓦解，得脫關係及身分未暴露的志士，仍留在廣州的，亦噤若寒蟬，不能有所作為。

　　陸皓東、程奎光、邱四、朱貴全等人被捕後，嚴刑審訊，個人直認不諱，其中陸皓東的供詞極其慷慨激昂，痛斥滿人政權腐敗，誓要光復漢族，説：“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衙役多方用刑始終不肯供出同黨身分，並説：“我肉痛心不痛，汝耐我何：“陸皓東是基督徒，屬香港綱紀慎教會，審訊後，美國領事默喜亦前往搭救，但縣署拿出陸皓東的供詞，證據確鑿，營救陸皓東便告失敗。

　　其他被捕人員有些供認為傭工，又無具體證據，結果被釋，但除了陸皓東外，亦有一些基督徒此役中徇義，而逃脫的黨員亦被懸賞通緝、中國第一次具民主性的革命行動至此完全失敗、此役發生於干支乙未年，故又稱：“乙未之役”、 失敗後基督徒革命者的遭遇。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當興中會密謀被揭露，人員四處奔逃時，被一般人咒罵詆毀，相識者則斷絕關係、士紳階級更一致反對無一同情，廣州曾參加農學會的士紳更深恨被孫中山所騙。

自乙未之役失敗後，官書報紙皆稱孫中山為“孫汶”，即視為與強盜同等、可見志士失敗後，成了被社會鄙棄的小群。

　　不過對基督徒革命者來説，除了這些社會壓力之外，還要面對教會的排拒。

雖然這場革命運動有教會牧師信徒支援和參與，但也有部份牧師不認同、密謀洩露後，在華西人包括傳教士和中國官員一樣，就聯想到這動亂和太平天國的變質信仰類似、一些教會和傳教士對基督徒革命失敗者也採取劃清界線的立場，原因不但是為了信仰是是否正統，更是為著保有傳教機會和教會安全。

　　孫中山等基督徒志士一方面被社會和教會排拒，另一方面更現實的問題是他們無法繼續在香港立足、事發後，兩廣總督要求港府逮捕孫中山等人遣返中國審理，港府拒絕，不過為避免兩地政府關係惡化，便在1896年3月當孫中山不在香港時下令遞解孫中山出境，五年內不得回港。

　　基督徒領導之第一次革命完全失敗，同志四散，親密戰友陸皓東殉國身亡，廣州乙未之役以孫中山、陳少白、鄭士良三人的集結開始，亦以他們相偕逃亡結束、其他志士也只得各尋安身之處、他們為了救國大業都付上了極大的代價。

第一章　基督徒革命者的興起第七章　革命力量的重整 　　興中會第一次起義未出師就告慘敗，革命組織因同志四散而瓦解，但孫中山先生仍抱著革命力量的重新組合是必然的心態，於是一方面重新聚集舊同志，一方面招募新人，使得革命力量比以前更強大。

　　這次革命力量的重整大致兵分兩路，一路是以孫中山、陳少白、鄭士良為首，另一路的重心人物則為鄭蔭南和宋居仁。

在同一的起義當中，分別負責兩地的活動，而又彼此策應，這就是１９００年庚子的惠州之義和廣州的謀炸督府之義。

失敗後，這些革命領袖各*在不同地方，準備再起；孫中山等人逃往日本，立刻聯絡華僑組織興中會。

鄭士良返港重新召集余眾，聯絡會黨，設立機關。

陳少白在橫濱、東京等地聯絡華僑，並試圖在日人中鼓吹中國革命。

鄭蔭南逃至香港轉赴檀香山做工。

宋居仁、揚衢雲等人亦在不同地域鼓吹華僑革命。

革命力量的重組：海外華僑 １．橫濱興中會的成立 　　(１)過程：孫中山、陳少白、鄭士良三人離開香港，逃亡至日本時，巧遇李紀堂等基督徒，而到了橫濱，當地僑領等十余人在孫中山、陳少白主持下，成立了橫濱興中會。

雖然這個新成立的革命團體早期成員基督徒不多，但卻具有主導地位。

　　(２)發展：新成立的橫濱興中會會務發展很差，原因一是因為旅日華僑風氣閉塞，「聞革命而生畏」，這一些會員都害怕有所連累，甚至會長馮鏡如也有此顧忌而表現的不夠積極。

另一原因則是部分會員對孫中山的革命未有深切認識，經濟支援不夠；以及留在當地的陳少白不善交際，未能影響更多僑民支援，結果興中會名存實亡。

直至後來有一些基督徒因拒拜孔子而與維新派對立，而聯合興中會的人另起爐灶後，革命力量才因此而有較大的凝聚。

２．忠和堂的成立 　　(１)過程：由於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首的維新派勢力日強，並將１８９７年陳少白等人籌組的「東西學校」，改名為「大同學校」，使其成為維新派及後來保皇勢力的大本營，於是興中會的力量更日益衰弱。

　　１８９８年光緒皇帝依維新派建議下旨變法，令維新派得勢，所以有很多人依附維新派，甚至包括興中會的部分會員。

當時橫濱一些工人和小本生意的商人，因不滿維新派的專橫，而組成航海工人俱樂部。

不久香港興中會會員尤烈幫助重整俱樂部。

尤烈原是洪門中人，曾在香港組織過有革命性質的三和會，名叫忠和堂，因此尤烈便將此俱樂部改命為忠和堂，以示關帝忠義精神，同時以反清復明為口號。

這個俱樂部因尤烈的參加和興中會聯繫了起來，給正在衰弱不振的革命力量一種加強劑。

　　(２)改革：由於忠和堂拜關帝，被人斥之為怪誕迷信，基督徒亦聞之卻步。

於是受此打擊的忠和堂便邀請陳少白當顧問，改革忠和堂。

陳少白改變此組織的草莽色彩，，將"忠和"改為"中和"，並主張辟除迷信拆去關帝神像，也因此加入了許多基督徒，以及一群較有教育和學識人，中和堂的素質和形象因此提高，並且和革命黨人關係日深。

基督徒革命志士將革命意識帶給華僑中和堂就是一個例子。

３．華僑學校的成立 　　由於大同學校為擴展孔教信仰，規定老師和學生每逢禮拜天要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禮，此事引起華僑基督徒的不滿，漸漸和維新派疏遠，爾後興中會、中和堂的部份基督徒，聯合其他基督徒華僑另創「華僑學校」。

透過興中會、中和堂和華僑學校，革命派有更多的基督徒支援和參與，在日本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倫敦遇難及其影響 　　孫中山往英國時，打算與香港西醫書院老師康得黎等人見面，途中被清使館人員拘禁，欲把他暗中遣回中國。

後經康等人奔走營救，驚動英政府外交部及警方，清使館才被迫將他釋放。

　　這件事情所造成的影響是 　　(１)信仰的進一步經歷：在被拘禁的險境中，孫先生在恐懼絕望裏惟有祈禱求神拯救，而當脫險後，孫先生回憶這一過程説道：「自雲此禱告有應，蒙神施恩矣！」這次的經歷加強了他對基督信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

　　(２)吸引廣泛的注意：這次事件亦使孫中山先生成為國際知名人物，也引起海外人士對孫先生的支援和同情，雖亦有人持嘲諷態度，但到底是引起了國內外界廣泛的注意，同時也吸引了一些外國人加入了這個革命集團。

　日本同志的結集 　　１８９５年１２月陳少白因友人介紹在日本結識了宮崎寅藏，而當１８９７年寅藏又在香港和平山周會合，平山周亦是一個很關心中國革命的日本人，爾後，二人在香港的道濟會堂中找到曾參與廣州起義的興中會會員區鳳墀，區對他們二人積極的談論革命救國事業，並坦誠招待他們，如此熱烈的態度令寅藏和平山周感動不已，並加強了他們對興中會革命的認同。

　　寅藏和平山周返日後，與孫中山先生相遇，在會談中，孫先生用人道主義以及共和理念激勵他們，觸動了寅藏胸中的理想，因寅藏早年亦曾受過人道主義政治思想的熏陶，也曾是基督徒，並加入公理會，而公理會會眾制的民主精神更加強了他對自由和民權的信念。

　　孫中山和興中會其他基督徒革命者的救國事業，其實也就是基督教信仰和愛國主義結合的結果，這與寅藏的背景相似，於是寅藏和平山周便決定召集更多的日本志士，支援孫中山的革命，形成了中國革命的日本人集團，在以後革命中擔當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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