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不是漢族人,主體是漢化的畬瑤人

無論是中原漢人，抑或與客家人相鄰的廣府人、閩南人等漢族其他民糸均無此俗。

... 也就是說，如果一百年前有人在梅州問當地人：你是客家人嗎？ Contents... udn網路城邦 龍騰天下　（到舊版） 文章相簿訪客簿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客家人不是漢人？[轉帖]史料證明:客家人不是漢族人,主體是漢化的畬瑤人 2014/04/1115:32 瀏覽3,592 迴響0 推薦0 引用0 客家文化與畬瑤文化關系研究 吳永章謝開容 　　 　　客家人南來後，居於武夷山脈和南嶺山脈的閩粵贛邊地；但是，客家人卻是當地居民的後來者。

閩粵贛邊區的土著居民屬百越系統，一般而言，江西為揚越，廣東為南越，福建為閩越。

直至漢初，這一地區仍主要居住著不同支系的越人即百越族群。

正如《漢書•地理誌》顏師古註引臣瓚曰： 　　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裏，百越雜處，各有種姓。

　　其後，瑤畬先民“長沙‘武陵蠻”不斷遷入。

其南徙的原因有二：從外因而言,系受楚人和漢民族的壓迫所致；從內因而言，系因“吃盡一山復徙一山”的刀耕火種的遊動生產方式使然。

從漢晉至唐宋，閩粵贛地區,己為畬瑤重要居地。

對此,史籍多有記載,如： 　　瑤本盤瓠種,地界湖蜀溪峒間,即長沙黔中五溪蠻。

後滋蔓亙數千裏，南粵在在有之。

至宋始稱蠻。

瑤在其邑者，俱來自別境。

……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復居息為畬故稱。

家有畫象，犬首人服，歲時祝祭。

（1）唐時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今汀人呼曰畬客。

漳平縣有百家畬祠，踞龍巖、安溪、南靖、龍溪、漳平五縣之交，是閩地之蠻，皆稱畬也。

（2）當五嶺最東，為交廣襟喉，地多瘴，與畬人雜居。

（3）由此可證，客家人未來之前，“來自別境”的畬瑤之人已居於閩粵贛邊區。

再後，因中州動亂頻繁，客家先人才在不同時期逐步從黃河流域經淮水、長江分段進入。

一般認為，客家人至宋代才正式形成民系或族群。

　　概言之，從縱向而言，歷史上閩粵贛邊地存在著重疊的三層文化，底層為土著百越文化、次為源於五溪地區的畬瑤文化，上為來自中原客家文化。

無疑，這三種文化相交，必然產生互動互融關系，客家文化受他族他民系文化的影響是順理成章之事。

這裏需加指出的是，許多客家研究者在論及南方民族對客家文化影響時，往往都把古越族及其後裔與畬瑤民族等同起來，或者說百越就是畬瑤，畬瑤就是百越。

事實上，這二者是屬於不同族系，它們對客家文化的影響也是截然不同的。

為此，作者在《嘉應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發表了《百越與畬、瑤混同說辨正》一文，加以澄清。

　　本文撇開百越文化，專論畬瑤文化對客家文化的影響。

本文的“畬瑤文化”一詞，需加說明。

畬瑤本同源，同屬“盤瓠蠻”系統；但其後產生分流，由湘南向南跨五嶺者主要為瑤，由湘南入贛閩粵者主要為畬。

（4）故本文的“畬瑤文化”，主要系指畬文化。

但因畬瑤很難截然分開，故史籍在言及畬時，往往又以“瑤”稱之。

這就是本文采用“畬瑤文化”一詞的原因。

　　 　　山區經濟 　　 　　畬瑤民族，歷來是山區民族，其經濟是典型的山區經濟。

客家人世居於平原地帶的北方，面臨經濟轉型的嚴重挑戰，為此，必須向“雜居”一起的畬瑤學會經營山區經濟。

　　種旱稻與旱作物。

粵東客家人的旱稻品種之一“菱禾”，早年從畬瑤族人中傳入，是有明文記載的。

據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廣南東路•梅州》載：菱禾，不知種之所自出，自植於旱山，不假耒耜，不事灌溉，逮秋自熟，粒立粗糲，間有糯，亦可釀，但風味差不醇。

此本山客畬所種，今居民往往取其種而蒔之。

　　可見，早在宋代，梅州客家人己效法“山客畬”人種植旱稻菱禾。

又，客家人栽種旱作物，名曰“種山畬”（5）“種畬”（6）。

按：“畬”，本系指原始刀耕火種法，人們在砍伐和焚燒草木後，辟土以種植旱作物。

畬族則因種“畬”而得名。

可證客家人“種畬”之俗源於畬人。

　　石灰肥田。

閩粵贛邊區，山陰水冷，稻谷產量偏低。

為提高產量，廣東畬民用“石糞”改良土壤。

“石糞”，客家人名石灰，系將石灰巖石料燒成灰，將富有熱力的石灰肥田，可起提高水溫、增強地力之效。

據傳，此法首先來自山區畬民“畬客”，清•屈大均《畬民詩》“畬客石為田，田肥宜石糞；英州石大多，燔石無人問”。

（7）即是例證。

　　“種菁”。

藍靛，俗名青，是舊時主要家用染料。

歷史上畬民有高超的種菁技術，故史有福建汀州“菁民”即“畬民”，“刀耕火耨，藝藍為生”（8）之載。

其後畬民的“種菁”技術，傳入客家地區，造成汀州府屬上抗、永定以及粵東梅州、興寧等地“靛青業”的發達。

故史稱：嘉慶、道光以前，“邑人出外經商，以靛青業為最著”（9） 　　種茶業。

粵東客、畬居住區，因畬人較客家人所居住山嶺更為高深，更宜茶樹生長，故畬茶久負盛名。

在清代，粵東著名產茶區，均在畬地。

如：永安（今紫金）畬人所種“洪畬茶”，羅浮山畬區所產“芳香勃發”的“羅浮茶”，潮州鳳凰山畬區出產的“清膈清暑”的“鳳山茶”。

可證，清代粵東畬人種茶、制茶技藝均較當地客家人高出一疇；客家人當從畬人中吸收了高超的培茶與焙茶的技術與方法。

　　伐木與燒炭業。

畬瑤地區，森林資源豐富，尤以松、杉積蓄量最多，故史稱瑤人以“山伐”（10）“伐木”（11）為業。

畬瑤除以木材直接輸出外，還以木材制成木制品或燒成炭赴市圩交易，成為其重要收入。

山居貧苦客家人，也頗多以伐木和燒木炭為業。

太平天國金田起義參與者，不少即系客家燒炭人。

客家人伐木與燒炭之法，當與畬瑤存在淵源因襲關系。

　　養蜂釀蜜。

畬族，早在宋代，蜜蠟已為統治者所掠取的重要土物。

（12）清代，蜂蜜是畬民出售的重要山貨，故史有“所收釀有蜂蜜”（13）之載。

蜂蜜也是廣東瑤區的主要副業收入，明嘉慶間，己立項抽取“瑤山出產蜂糖”（14）之稅。

客家人南來後，當系從富有發達養蜂釀蜜業中的畬瑤人中學會此“土物”的生產經營之道。

　　狩獵業。

歷史上，狩獵業在閩粵贛畬民的生產活動中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在廣東，山畬“常挾弩矢，以射獵為生。

”（15）在江西，畬民“多射獵為食。

”（16）在福建，畬民則將獵獲物呼之為“野菜”。

客家人居山後，也從畬民中學會了一套狩獵技能，使耕獵結合成為早期客家山區的基本經濟形態，這從清代詩人楊登璐詠連城風俗“海螺聲滿西風裏，知是前山打獵回”（17）的詩句中得到佐證。

　　 　　服飾 　　 　　客家人南來後，為適應當地自然、地理、氣候、人文環境的需要，並不完全固守中原服飾，接受畬、瑤等南方民族的影響。

其中有： 　　“椎髻”。

指將發盤於頭頂或腦後成“椎”形發式。

這是南方諸族最為流行的一種發式。

瑤人此俗，最早見於宋人範成大《桂海虞衡誌•誌蠻》“椎髻跣足”的記載；畬人，則有“女不笄飾，裹髻以布”（18）之說。

　　舊時客家婦女己婚後，均梳髻。

如，光緒《嘉應州誌•禮俗》：“女嫁前一日髻，謂之上頭。

”其法是：先將長發向後梳齊，次將頭發卷好束起，盤於頭頂偏後之處，成“椎”形發裝，蒙以發罩。

富者則加上金釵、銀簪之物。

顯然，客家婦女盤發之俗，與畬瑤南方諸族的習俗是一致的。

　　“跣足”。

人類最初是不穿鞋子的，即赤足而行。

畬瑤南方諸族長期遍行此風，人們往往把“椎發跣足”相提並論，並將其作為“蠻”族服飾的主要標誌，稱之為“不冠不履”。

　　客俗，稱跣足為“打赤腳”。

舊時，一般人平常多赤腳而行。

客家人接受此“蠻風”的內在因素有三：一是天氣炎熱；一是便於山間與水田勞作；一是山區生活艱難。

“跣足”之風，顯然與中原冠履之制相違。

客家人為適應當地的生活環境，從南方少數民族“俗皆跣足”。

　　“不裹腳”。

“裹腳”，又稱“纏足”。

舊時漢族婦女以布帛纏足，使其變形為弓狀。

但客家人長期以來已革除此陋習，故清•黃釗《石窟一征》稱：“俗婦女不裹腳”。

　　客婦俗不纏足，顯系受畬瑤南方諸族影響所致。

以畬族為例，史稱：女子“素無纏足之習”（19）。

客俗接受不纏足影響的內因在於：客家婦女不論貧富均需承擔家內外種種繁重勞動負荷。

　　頭帕。

客俗稱“東頭帕”，即包頭巾之意。

方巾，前方折成三角尖銳形，用布質寬帶系緊即可遮陽擋光，又可作裝飾物，起女性帽子之用，與畬族婦女頭帕相類。

　　女服重飾。

客家女裝的特點在於：講究裝飾，如領口、邊腳均加滾飾，袖口、褲口綴花邊。

畬瑤女服有相似之處。

據朱洪等《廣東畬族研究》第121頁敘述：“在衫襟邊和袖口、褲腳管邊綴以數條不同顏色的花邊，作為裝飾。

”可見，畬女服飾對客婦服飾有著采借作用。

　　色重藍。

客家婦女服飾，重鮮艷藍色。

這與當地出產“靛青”有關。

筆者記得民國時期客服重藍的突出事象有二：一是喜以“漳州花”制衣服。

此為藍底白花的紡織品，系蠟染制品，而蠟染以苗瑤諸族所產最富盛名。

一是青年婦女喜穿陰丹士林藍的洋布，反映了客婦對傳統藍色布料的獨鐘遺風。

　　畬民所制藍靛染料與藍布，量多質隹。

明代以來，“福建菁” 　　己為國人所重。

故弘治《八閩通誌》稱：福建藍靛染色“為天下最”，同治《興化府誌》卷十二載：興化畬漢之人“擅藍靛之利”。

　　無疑，客俗重藍與畬地產藍靛、畬民重藍布、瑤苗語族重藍底白花蠟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喜飾物。

舊時，客家婦女的首飾，頗為講究。

有簪子、簪花、毛鍤、耳環、頸環等飾物，鏤花錯采。

除頭飾外，也有手飾。

手鐲有紐絲手鐲、龍頭手鐲、蒜弓手鐲。

飾物多以銀為之，間有金玉者。

　　畬與瑤苗均重裝飾之美，甚至以多為時尚，帶有炫耀財富性質。

畬族婦女則喜在髻上插銀簪，戴上各式頭帕，配帶銀制耳環、手鐲。

時至今日，廣東龍川、潮州等地畬族老婦人仍保存此類裝飾。

富有者還帶有銀冠。

總體而言，畬族婦女裝飾與客家婦女裝飾極為接近。

　　繡花船形鞋。

在鞋面上繡圖案或花草蟲魚，或用五光十色的小珠子編織而成。

鞋形，端部稍往上翹如船。

這是舊時客家婦女喜愛和較為精致的鞋樣，只有在年節或回娘家時才穿。

此鞋，當系襲自畬族婦女的船形繡花鞋。

　　 　　飲食 　　 　　竹筒飯。

隨熟食而來的，則是炊具的誕生。

人類早期的炊具是極其簡單的，瑤族用“竹釜”燒制食物便是例證。

據宋•範成大《桂海虞衡誌•誌器》“竹釜”條載： 　　瑤人所用。

截大竹筒以為鐺鼎，食物熟而不熠，蓋物理自爾，非異也。

　　此俗，至清代仍盛行，據清•毛奇齡《蠻司合誌•兩廣一》載：瑤人，種芋菽為糧，截筒而炊。

　　此乃今日所謂“竹筒飯”的由來。

其制，將竹筒當炊具，將糧食與水加入筒中，使之在火中燒熟，再破竹取食。

因燒煮時食物處於封閉狀態，再加上竹筒本身具有純天然風味，故其味“甚香美”。

　　舊時客家人也有“竹筒飯”。

在今日廣州飯館的客家傳統食物中，也將此物列入菜單中。

客俗，還有一種由竹筒飯演變而來的“蒲包飯”。

其法是：將米裝入蒲草編成的飯包中，將蒲包口用帶系緊，然後將其裝入清水鍋中煮熟。

蒲包與竹筒的作用一樣，將烹飪工具與食具合二為一。

其優奌是：將米飯的有效成份保留在包內，故其味與竹筒飯可比美，十分清香。

可證，客家人的“竹筒飯”、“蒲包飯”與瑤人的“竹釜”有淵源因襲關系。

　　“老鼠幹”客家人喜食鼠肉，，其食用特奌有二：一是食田鼠而不食家鼠；一是食鼠幹而不食鮮鼠，福建汀化“老鼠幹”是著名的客家傳統食品“汀州八幹之一”。

瑤畬及其先民也嗜鼠。

據《五溪記》載：唐代五溪蠻，噉蛇鼠。

唐代詩人劉禹錫《蠻子歌》記載莫瑤，熏貍掘沙鼠. 　　瑤畬喜食鼠之俗至今不衰。

作者曾多次入瑤山訪問，每次瑤人家庭盛宴都以老鼠幹作為待客的必不可少的住肴，其食鼠法與客家人幾乎完全相同。

故我們判定：客家人的食鼠習慣與方法，系直接從畬瑤傳入。

　　“擂茶”。

擂茶尤產於贛南客家地區。

據同治《興國縣誌•風俗》載：平日賓客偶至；把盞之後，繼以擂茶，搗茶葉為末，加芝麻、油、鹽及姜，瀹而羹之。

　　擂茶的具體做法是：先將花生、大豆、芝麻炒熟，將茶葉、蒜、芝麻擂成茶泥，將豬油炸豆腐、香菇丁、豇豆、黃糍酥等佐料煮成香料，再將開水沖入茶泥兌成茶湯。

食用時，先將香料放入碗內，註入茶湯再將花生仁片、豆片、爆米花撒在上面即可。

（20） 　　瑤苗諸族則保存傳統的“打油茶”俗。

這是款待客人的特殊食品。

其制作方法是：茶葉、生姜、蒜頭拌勻，茶油和鹽炒熟沖水煮開。

待客時則加上菇、炒花生、炒黃豆、炒米花等物，其味香、脆、辣、甜兼備，極為爽口，既可解渴又可充饑。

處於高寒山區的瑤、苗諸族，油茶更有驅寒、祛濕、消食功效。

故長期流行不衰。

　　客家人的“擂茶”與南方瑤苗諸族的“打油茶”，其原料與制作方法大體相同而微有變異。

其源應相同。

當系客家人南來後，受瑤苗等民族影響致。

　　 　　　　 地名與人名 　　 　　以畬、瑤名地。

在客家地區，存在著許多以“畬”、“瑤”二字作為地名者。

如：廣東梅縣，以“畬”、“瑤”名鎮者就有“畬坑”、“瑤上”二處。

據平遠縣方誌統計，在全縣516個鄉村地名中，以畬名者有26處之多。

在福建，據王增能《客家與畬瑤的關系》（21）一文說：僅據武平、連城、長汀、上杭、永定六縣《地名錄》的記載，帶“畬”字或“斜”的地名竟達138處之多。

　　以上材料說明：畬、瑤祖先曾寓居此地；畬、瑤與客民的和睦共處，畬、瑤居民在此地消失了，客家人並未廢去其名不用，在名前也無侮稱字樣，倒是作為歷史的印記保留下來，可見彼此關系之融洽與密切；是畬、瑤文化與客家文化交融的印證；畬、瑤成了客家人地名與客家文化的組成部份。

　　人名。

畬人，死後有諱名。

諱名按排行而定。

　　排行。

畬族內部為了統一輩分，辨別是否本族或本姓人及血統親疏，以祠堂為單位，每二十年排行一次。

排行時，先將這一時期出生的男女的年、月、日、時登記，然後按輩分及出生前後分別進行排行。

排行的目的在於序輩分長幼，死後載入族譜。

男的排行稱郎，女稱娘。

藍姓以“大、小、百、千、萬、念”六個字排輩分，但有雷姓無“念”、鐘姓無“千”的說法，即只按五亇字排行。

在排行時，如本祠堂同輩的男子有九十人，則從一郎排至九十郎，如祖父為藍大二十二郎，父則為藍小某某郎，本人則為藍百某某郎。

　　排行，需保守秘密。

因此，畬人生前並不知道自己的行次。

　　從畬族的排行，人們不能不嘆服其對區別輩分與長幼的嚴格與精確程度。

　　歷史上閩粵贛各地各宗姓客家人也曾廣泛流行諱名制。

據作者翻檢的廣東梅縣五十種族譜中，明文載有諱名制的達三十二姓之多。

即：李、張、陳、劉、鐘、溫、林、吳、羅、王、廖、丘、賴、何、鄧、余、、侯、朱、鄒、郭、蕭、盧、徐、沈、巫、管、藍、江、範、許諸姓。

我認為客家人的諱名制是從畬族中傳入的。

主要理中如下： 　　一、是漢族並無此制。

無論是中原漢人，抑或與客家人相鄰的廣府人、閩南人等漢族其他民糸均無此俗。

唯獨客家人有此與畬族相類之俗。

畬族男子排行稱郎雖與唐人行第有關，但唐代男人的行第，是生前使用的，而畬人的郎名則是死後才給予的，顯然有著本質的不同與演變。

　　二，從諱名制的發展過程而言，客家人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大多於明中葉後己失傳此俗，而畬族則千萬年來綿延至今末斷。

倘無畬族保留此俗，則客家族譜上的諱名至今仍是不解之謎。

在內容上，客家人的諱名制較零亂而無序，且使用也往往時斷討續，不似畬族那樣系統而規範。

　　諱名制傳入途徑有兩種：客、畬長期相處在一起，兩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極為密切，諱名制之傳入是順理成章之事；特別是在宋末元初和元末明初之際戰亂時期，客家人不斷深入畬區，受畬文化的影響更頻繁也更直接，這也是這一時期客家人諱名制特別流行的原因。

另方面，由於畬、客互動的結果，大批畬人融合為客家人，這部分畬民自然會將自己先人的諱名制摻入在客家人族譜中 　　 　　喪葬 　　 　　客家人的喪葬之制，受畬瑤的主要影響有三： 　　一是“火葬”。

客家人遵守“入土為安” 　　的祖訓，實行中原漢族的土葬之法。

但早期，不免入鄉隨俗，也局部實行火葬法。

如，民國《上杭縣誌•禮俗誌》：明代以上，間有火葬者。

民國《增城縣誌•禮俗》：昔時風俗，每用火化。

　　可見，舊時特別是明代以前，閩粵客家地區，均曾有過火葬之習。

此俗，與漢族論理觀點相悖、當是客家人南來後，受當地畬瑤葬俗影響所致。

瑤畬曾長期盛行火葬俗。

直至民國時期，此俗仍未斷。

如民國《昭平縣誌•瑤僮》：廣西昭平瑤“則用火化”。

　　畬族。

明代，盛行“焚木”浮葬之習（22）。

至清代，此俗已有所改變，如乾隆年間，福建永春畬族已“改其焚屍浮葬之習”（23）。

但有晚至清末而未改者，如江西貴溪畬“遭親喪，舁棺至山麓火化之”（24）。

　　結論是：與客家人並居的畬、瑤族人長期行火葬俗而此俗又有省事、節儉之利，故客家人曾接受此影響，是不足為其的。

　　一是以骨色辨吉兇。

客家人行二次葬，但若在遷葬過程中發現骨色黑則以為不吉，需改變埋葬地點，以利子孫。

據清•張心泰《粵遊小誌》載：嘉應州與惠州，行拾骨葬，骨黃者瘞原穴，黑者則覓佳城，置山谷間，暴露累葉，甚至罐破骨殘，拋棄榛莽。

　　又，清•黃釗《石窟一征•禮俗》、光緒《豐順縣誌•風俗》，也有相類記載。

因黑骨而改葬，甚至“有一遷再遷至屢遷者”（25）。

本來行二次葬，在儒家的倫理觀念裏，“挖祖墳”，己屬大逆不道；更可異的是客家人竟有自挖祖墳至一挖再挖者，那簡直是罪不容誅了。

但來自中原的客家人，偏有此癖，顯系染自“蠻風”。

據作者研究，南方苗瑤諸族正有此俗。

據清•李宗昉《黔記》載：大定、威寧之六額子，親死時殮之，葬亦用棺。

歲暮，蔔之吉，則延親族至墓前，以牲酒致祭，發墓開棺，取枯骨刷洗，以白為度，用布裏骨，復埋。

過一二年，仍取骨而洗之，七次為止。

遇家人有病，則曰祖先骨不潔，仍取骨再洗。

所謂“洗骨苗”是也。

　　總之，客俗與“洗骨苗”俗相類之處有三：一是以骨色辨吉兇，以深色即黑色為兇，以淺色即黃、白色為吉。

其實，這是由所葬地的土質及幹濕程度所決定的。

一是凡黑色者，客家人采取遷葬辦法，洗骨苗則采取冼骨辦法，以致形成一遷再遷或一洗再洗的局面。

一是都系怕祖先作“祟”，將子孫禍福與先人骸骨聯系在一起。

從中可見，客家人此俗來龍去脈之一斑。

　　一是“吊喪用鼓樂”。

客俗，在祭奠、做齋、送葬時，多用樂。

奏樂的喧鬧場面，與哀痛悼念的情緒形成強烈反差。

故蘇東坡對惠州民俗有“鐘鼓不分哀樂事”之譏。

如，乾隆《歸善縣誌》卷十五載： 　　在宋多用鼓樂，或作佛事。

故蘇子有“鐘鼓不分哀樂事”之句，婚喪皆用樂也。

歸善之俗，沿革不變。

(歸善，今惠州，為客家聚居區。

) 　　對此，受儒家思想熏陶較深的客家士大夫，也自覺臉上無光，抨擊為“不經”、“失禮”之舉。

　　從宋代以來，閩粵贛客家民間，一直延襲在整個辦喪事過程中流行奏鼓樂之俗。

延至今日而未改，甚有愈演愈烈之勢，在梅州城裏、送葬時，顧請樂隊吹吹打打，沿街遊行，誰家樂隊規模大，誰家就越有光彩。

　　此俗，顯系受南方民族風俗影響所致。

如，瑤族有“暖喪”之習，據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下》記明代瑤俗：喪葬，則作樂歌唱，謂之暖喪。

苗人有“鬧屍”、“鬥屍”之俗，畬族則有歌舞焚屍之俗。

　　其實，把喪儀當作喜事加以作樂示慶，也並非顧炎武斥為“其情乖戾”所致；而是人死後是進入另一個極樂世界的原始觀念形成的。

客俗把婚喪並稱為“紅白好亊”，表明客家人也有把喪亊當好事的傳統。

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接受“暖喪”、“鬧屍”之風的影響，是順理成章之事。

　　 　　民間信仰 　　 　　客家民間信仰，同樣受苗瑤語族影響，其中較為突出表現有二：一是奉行盤古崇拜。

據光緒《嘉應州誌•祠祀》載： 　　盤古聖王宮在（梅縣西陽）樟坑口。

　　又，江西則有“盤古廟”、“盤古山”等等。

可見，客家地區有設宮、廟祀盤古和名山的崇拜盤古之俗。

漢族“盤古”傳說是從“南蠻”及其傳人畬瑤的圖騰崇拜—盤瓠演化而來。

對此，學術界己取得共識。

　　客家地區，本為畬瑤聚居區，因此，在當地廣為流傳盤瓠崇拜，隨著畬瑤與客家人的日益融合，“盤古廟”也就應運而生了。

可以說，客家地區盤古廟的存在，是我國南方諸族文化互動的一種表征。

　　一是流行“珓蔔”占蔔法。

如，清•黃釗《石窟一征•禮俗》載： 　　俗神坊社廟，皆有珓。

按：珓圖，陽珓俱仰，陰珓俱俯，勝珓一仰一俯。

　　客家地區流行的“珓蔔”法是：將竹木分為陰陽兩塊，外名陽、內名陰。

蔔者將其合攏置於胸前，在神位前訴說求蔔的事實與願望，請神明示。

其後，將其拋擲於地。

兩片為陰，名“怒珓”；兩片為陽，名“笑珓”；一陰一陽為“聖〈勝〉珓”，即“吉珓”。

通常經三次投擲而定吉兇行止。

　　竹蔔之法，源於楚人。

屈原《離騷》中的“莛”，即竹蔔。

源於故楚地的苗瑤語族，也承襲此法。

據清•嚴如煜《苗防備覽•風俗上》載： 　　苗中其水旱疾疫，亦知蔔筮，曰拋木卦，剖木為二，擲之於地，視其仰伏向背。

　　上古時，中原地區流行的為“龜蔔”法。

可見，客俗“珓蔔”系受南方苗瑤諸族甚至上溯楚風影響的結果。

　　總之，從山區經濟、服飾、飲食、地名與人名、喪葬、民間伩仰諸方面，畬瑤文化都對客家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從中，可得出如下結論： 　　在中華民族關系史中，不僅漢族對少數民族發生過重要影響，同樣少數民族也對漢族產生過不可忽視的反作用。

換言之、歷史上我國各民族的文化總是互相影響的，互相滲透的，即存在一種互動關系。

從而，形成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的格局，客家文化就是一種例證、一個縮影。

　　客家文化融入了畬瑤文化，畬瑤文化成了客家文化的有機組成部份。

客家文化的多元性，使其文化具有多采性，客家文化的包容性、使其文化具有豐厚性。

客家民系之所以能發展壯大並從山區走向世界，正是由於他對包括畬瑤在內的其他族群的文化取開放和兼收並蓄態度的結果。

　　 　　註釋： 　　（1）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

　　（2）清•楊瀾《臨汀匯考•風俗考》。

　　（3）光緒《江西通誌•輿地略》南安府風俗條。

　　（4）見吳永章《瑤族歷史研究中若幹重要問題新說》，載《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5）道光《長汀縣誌•風俗》。

　　（6）光緒《豐順縣誌•風俗 　　（7）清•屈大均《廣東新語•石語》。

　　（8）明•熊人霖《南榮集》卷十二，“防菁議上”。

　　（9）民國《上杭縣誌卷十》。

　　（10）明•田汝成《炎僥紀聞•蠻夷》。

） 　　（11）明•區大相《入羅旁水詩》，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

　　（12）宋•劉克莊《漳州諭畬》，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

　　（13）引自清•楊瀾《臨汀匯考•風俗考》。

　　（14）康熙《廣東通誌》卷二九。

　　（15）道光《廣東通誌》卷三三O。

　　（16）光緒《江西通誌•輿地略》。

　　（17）引自民國《連城縣誌•禮俗》。

　　（18）同《治汀州府誌•叢談附》。

　　（19）民國《龍遊縣誌•地理考》記畬俗。

　　（20）參見賴鹹庭《贛南客家飲食小敘》，載《贛南客家研究》1992年。

　　（21）載吳澤主編《客家史與客家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22）萬歷《永春縣誌•風俗》。

　　（23）乾隆《永春縣誌•風土誌》。

　　（24）同治《貴溪縣誌•雜類軼事》。

　　（25）民國《上杭縣誌•禮俗》。

　　 　　輯自《“贛州與客家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吳永章：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謝開容：中科院武漢研究所） 給寶寶的奶粉選對很重要沙發 近讀客家學者吳永章謝開容的研究課題《客家文化與畬瑤文化關系研究》一文，發現客家文化與畬文化沒有二致，但與古今中原文化，卻有天壤之別，不禁為往日流行的客家人來自古中原的論調感到愕然。

當今時代，資訊發達，羅香林的封閉“研究”已表現出了非凡的“想當然”，那種把客家人附會成中原移民的說法，已經越來越占不住腳了。

誠然，羅香林時代，廣東三大民系中，客家處於弱勢，羅香林把客家人附會成中原人，意在擡高身價，以立於南粵民系之林，其為族群爭取文化地位的用心可以理解。

但現在這種歷史條件已不存在，客家人對廣府、潮州兩個民系已不存在弱勢，因此，正視客家人的畬客屬性，對於尊重歷史，尊重先人等來說，都是有著重要意義的。

中華文化，背叛先人是不能被原諒的。

從家譜來看,閩粵贛客家人周邊的潮汕人閩南人廣府人操贛方言人都言稱來自中原 潮汕話閩南話廣府話贛方言同樣包含很多古漢語言 客家人聲稱是最純的漢人,言下之意其它族群是雜種,這種貶低其它族群的行為是非常可恥的 家譜靠不住,家譜涉及千年以上的歷史,大體是臆斷造假的 有海外富商支持,客家人有組織地在南方各省各大論壇發帖,攻城掠地把其它民族群變成客家人. 如他們發帖聲稱江西南昌撫州吉安都是客家方言區,曾鞏王安石歐陽修文天祥等者是客家人.懂點方言的人都知這些地區是贛方言區域 但客家學者卻聲稱,這些名人的祖先來自中原,言下之意,來自中原生活在南方的漢人就是客家人 這種泛客家化是無聊的,因為南方漢人的祖先絕大多數來自中原,這種劃分又有什麽意思呢 在客家論壇,有學者把馬英九/毛也說成是客家人,眾所周知,他們是湖南湘潭人,屬湘方言區域,和客家人有屁關系? 毛、鄧祖籍江西吉安,贛方言區,祖籍也和客家人無關! 　　《中國移民史》指出，客家人大部分是南方土著。

　　作者說：“這不得不使人認為，只是一小部分客家人的祖先是真正來自北方，大部分客家人的祖先則是閩浙贛粵等省的土著。

” 　　遺憾的是，該書仍未能指出“客家民系”是近200年內“人工構建的民系”這個事實。

　　實際上，客家這個名稱就是客民（棚民）的意思，因清代廣東省的土客械鬥而廣為流傳。

無獨有偶，在浙江，當地人也直接稱他們為畬客，“或曰客家”。

　　一、唐宋的記載 　　唐代書籍對汀州的描述是多“山都”、“木客”、“鬼客”，顯然是風俗迥異的土著人，應該是畬侗人無疑。

　　南宋《臨汀誌》、《元一統誌》記載，江右、廣南遊手好閑之人混入汀州畬民之中，“時或弄兵”，根本沒提到這裏有什麽風俗迥異的漢族群體。

上述記載與筆者猜測一致，客家人中的所謂漢族並非經過“幾次遷移”從中原而來，而是來自附近的江右人、福佬人、廣府人。

　　二、從宋末戰爭看，汀州當時的居民就是畬族 　　《廣王本末》記載：1277年文天祥收復江西失敗後，駐紮在汀州，“諸畬軍皆騷動”。

　　當時，畬族鐘明亮在汀州起義。

　　《趙撫州傳》記載，趙氏起義失敗後，逃入汀州，“捐重賞募峒丁廖陳六等進取。

” 　　這裏說得很明白了，廖陳六是“峒丁”，是南方土著。

再次說明客家的廖姓、鐘姓都是畬族。

而且，如果汀州真的有所謂的大量客家人，趙氏為什麽要招募畬軍？ 　　三、客家人的偽劣族譜表明客家人的謊言 　　客家人族譜，無論賴姓、鄧姓、廖姓、羅姓、丘姓、鐘姓、巫姓、劉姓，不管西晉還是唐宋來的，都自稱遷入寧化石壁。

　　試問：若他們祖先真的來自北方，隔了幾百、上千年了還能心有靈犀，不約而同地遷到寧化石壁去？可見這些族譜都是近幾百年偽造的，祖先都是瞎編的。

　　就連眾所周知的嶺南土著——俚族冼姓，都自稱來自中原。

　　=5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500/this.width);this.width=500;}"height=604> 論客家人的真面目：羅香林和我們開的世紀大玩笑 前人對客家話的研究忽略了一個人類學家新近才發覺的事實：客家”是一個新建構的民系(Constable1994Leong1997)。

在17世紀以前住在嘉應州的人沒有向西南遷徙，“客家”還沒有成為操嘉應話者的稱號(劉萬1991劉佐泉1992Leong1997)。

而在19世紀前操嘉應話的移民群體也沒有廣泛地采用“客家”作為族群的名稱(Constable1994LauandChow1998)。

在可以看到的文獻上清初的嘉應州人自稱“程鄉人”，而同期從嘉應州遷移到別的省份的人更大多自稱或被稱“粵人”“棚民”“懷遠人”“廣佬”“廣東人”語言是“廣東話”“艾話”“新民話”“麻介話”，只有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才稱客家人客家話(LauandChow1998)。

（太平天國起義軍領導層是客家人，所以客家人在華東一帶被稱作“粵匪”） “客家”之所以成為了嘉應移民的代號是因為他們跟廣府人發生爭執時被迫認同的(Leong1997)。

當這兩個群體的爭執從1850年在粵西的武鬥發展到1920年的文鬥的同時客家學者也成功地建構出“客家”這個民系(Constable,1994;胡等1997LauandChow1998)。

而羅香林(1933)的《客家研究導論》屬於客家建構過程的高潮。

根據劉萬(1991)的考究在清代之前歷史上並沒有一個自稱“客家”為客家的群體沒有一個叫做“客家”的方言。

雖然現在自稱或被稱為“客家”的人是宋代由北方移民到江西廣東的後裔(羅香林1933)。

在嘉應州人沒有大量向外移民以前他們的母語“嘉應話”雖然早已存在，但還沒有成為“客家話”，因為嘉應州人還沒有成為“客家人”。

目前的問題是如果“客家”是一個出現了只有兩百年不到的民系，那許多跟客家話有關的理論界說假設便全部都會變成錯誤的論斷了。

因此假設漢語方言學不是在這個世紀而是在清朝初年便成立為一個學問的話，問題就可能會簡單得的多。

當時的“嘉應話”不但不會超過現在粵東粵北贛南和閩西南的範圍，而且方言歸屬上可能就會歸了贛語或者粵語。

其它跟嘉應話不能通話而現在被歸類為“客家話”的非嘉應話方音也根本不會跟“客家”扯上關系，因為它們大多數是羅香林將它們收在“客家”旗下的，理由是他們的祖先在唐宋時已經南遷。

這是羅香林在建構客家民系時的雙重標準，跟嘉應移民有沖突的民系如廣府人四邑人雖然也是宋代以後才南遷的沒有被稱為“客家”，而在宋代以前便設籍嶺南但沒有跟嘉應移民正面沖突的卻可以被封為“客家”。

　　　　3.2羅氏理論對漢語方言學的影響 　　羅香林(1933)在他的《客家研究導論》中將“客家”的起源理解為東晉時代的“客戶”。

而客家人是中原人在四世紀開始分開五個時期流徙到南方的移民群體。

雖然羅氏也說明客家的主要形成時間是宋代但他卻故意將客家描寫成“純漢人中原嫡裔”而跟廣府閩南人不同，割裂了客家人跟其它鄰近民系的血緣語言和歷史關系，誤導了其它人對“客家人”的正確認識。

　　雖然羅氏建構“客家”的主要動機是要來抗衡廣府人對客家人的侮辱(胡等1997)而不是要故意誤導方言學。

可是他跟方言學界卻開了個世紀的玩笑。

直到今天為止大部份方言學家是百分之百相信他的“客家”形成模式的。

於是當現代的方言學家依照羅氏的啟示按圖索驥去贛南和粵北找“客家人”和“客家話”時，一來又發現這些人不但沒有任何“客家”認同，而且大部份自稱是“本地人”(劉綸鑫1995張萬1996)來跟操嘉應話的明清移民相區別；二來更發現他們所操的“客家話”跟嘉應話差別很大。

所以一些學者只好將他們理解為“老客家”和“新客家”(張萬1996)而沒有想到這正反映了客家認同只是近代才出現的事實。

　　由於羅氏理論的作祟很多人認為目前被稱成為“客家話”的嘉應話形成的時候客家人便誕生了(張衛東1996)。

他們沒有想到就算到今天還有不少地方的嘉應系方言還沒有冠上“客家話”的稱號。

(LauandChow,1998)雖然張光宇(1995)在討論客家話的形成時正確地考慮了移民因素，指出羅傑瑞“南方漢語”說(Norman,1988)不能解釋客語的現象，但是他還是不能避免被羅香林“客家理論”引導錯誤認為“客家”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系，得名源於畬漢關系“客家人”是“半畬半漢”漢畬混血的結果。

由於“客家人”身上流著被人看貶的畬族血液所以強調自己來自中原(張光宇1995:174)。

而沒有察覺到“客家”是近代廣府人奉上的桂冠而已，過去很多對“客家”的解釋都是一場誤會。

根據近年免疫球蛋白的分析(趙茂桐1991)中國境內74地點中廣州人跟梅縣人的血緣最接近。

而二者雖然也跟畬族頗接近但卻沒有人懷疑廣州人有大量的畬族血統。

因此“客家血統特殊論”全無科學根據。

而根據徐通鏘(1995)對基本詞匯的計算全國七大方言中，廣州話跟梅縣話互相最相似的數據就不可能是一個誤差而是“客家”和廣府屬於同門血親的鐵證。

不幸的是漢語方言學的誕生比“客家”建構晚而且多少依賴了“客家理論”來替漢語方言分區。

結果是漢語除了用語言學的論據來分區以外，還利用非語言學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觀察講一種南方方言的人有沒有客家認同，甚至是有沒有被認為是“客家人”(黃雪貞,1987)。

　　可是羅氏的理論對方言學的影響已經很深，方言學者的腦筋一時間很難轉過彎來。

所以羅常培(1958)雖然看到臨川音系跟梅縣話很像卻沒有得到他們是同一種方言的結論。

而最近幾十年的方言學界更常為“客贛”的分合而傷透腦筋，制造很多方便客語區別於贛語的“界線”(王福堂1998)。

受到羅氏的影響橋本(Hashimoto1973)羅傑瑞(Norman1988)黃雪貞(1988)等也企圖對一個自古就存在的“客家話”作出定義。

　　　　 　　　　3.3“客家話”的本質和範圍 　　最近沙加爾已經明確地指出“客家話”的定義可能包括非語言學的因素即客家認同，而他也不太相信羅氏對客家形成的描寫(Sagart1988)。

但不少方言學者還是花了不少的氣力去“重構”一種子烏虛有方言的歷史。

既然“客家”只是一個在清代才建立的民系許多對“客家”過去歷史的搜尋就顯得是徒勞。

我們對它的前身“程鄉人”和“嘉應話”的認識才是解開“客家”之謎的鑰匙。

根據梁肇庭(Leong,1997)的研究操嘉應話者原來的分布範圍只在嘉應州附近。

明代中業至清初之間嘉應州人大規模向江西北部及珠江三角洲遷移前者稱為“棚民”，而只有後者才成為“客家”。

雖然目前棚民的後裔沒有客家認同，但由於他們仍的方言基本屬於嘉應話系統所以方言學家也將之界定為“客家話”(黃雪貞,1988李張,1992)。

今天狹義的“客家話”其實也只是梅縣話和類似的一些口音。

目前廣泛分布在中國南方的“客家話”其實也是在過去幾百年間由嘉應州遷移出去的調型，主要也是梅縣或五華兩種類型的其中一種(劉鎮發,1996)。

最近莊初升先生也論證了粵北的“客家人”是明代中業(十五世紀末)才開始進入韶州的(莊初升1998)，而很多這些操嘉應話者到今天很多也不自稱或被稱為“客家”。

因此如果我們能在清初如實畫一張當時的方言地圖，那上面根本就沒有“客家話”。

因此現在中國方言地圖上“客家話”的範圍很大。

基於羅氏的觀點很多唐宋便設籍在贛南或嶺南的人被視作“客家人”後，他們的方音便被列為“客家話”。

而這些所謂“客家話”中很多跟嘉應話根本沒有直接的關系。

目前被編入“客家話”的方音其實只是贛粵方音中的一分子而已，和粵語贛語基本上都是宋室南渡時帶到南方的。

這樣我們就知道為何過去為“客家話”作出定義是何等困難甚至徒勞無功。

“客家話”是明末清初“粵贛方言”的粵東嘉應話後裔。

所以今天的“客家”只是粵中的廣府人對清朝時從粵東山區遷來粵中墾荒的人的稱呼，這和這些粵東山區的土著客居粵中墾荒的身份是很貼切的。

可是羅香林卻"順水推舟"幹脆把客家這個稱呼無限擴大用來定義聚居在粵東山區的土著,而從粵東山區遷徙去閩西贛南墾荒的人也被稱為客家人。

贛南人其實並不認同自己是客家人,他們認為自己是贛南本地人,而現在廣東的河源惠州人也發出了這種疑問:為什麽也把我們稱為客家人??這是羅香林那套理論最荒謬的地方. 結果全體客家人受他的誤導，沾沾自喜被稱為“客家”，以為客家是來自中原的正統漢人，由於客居嶺南才被稱為客家。

殊不知“客家”這個名詞只是粵中廣府人對那些來到粵中墾荒的粵東山區土著的統稱。

羅香林也因為發表了這些謬論而“名聞天下”，導致個個客家人都自以為是“最正統的漢人，祖先是中原貴族”。

論客家人的真面目：羅香林和我們開的世紀大玩笑 前人對客家話的研究忽略了一個人類學家新近才發覺的事實：客家”是一個新建構的民系(Constable1994Leong1997)。

在17世紀以前住在嘉應州的人沒有向西南遷徙，“客家”還沒有成為操嘉應話者的稱號(劉萬1991劉佐泉1992Leong1997)。

而在19世紀前操嘉應話的移民群體也沒有廣泛地采用“客家”作為族群的名稱(Constable1994LauandChow1998)。

在可以看到的文獻上清初的嘉應州人自稱“程鄉人”，而同期從嘉應州遷移到別的省份的人更大多自稱或被稱“粵人”“棚民”“懷遠人”“廣佬”“廣東人”語言是“廣東話”“艾話”“新民話”“麻介話”，只有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才稱客家人客家話(LauandChow1998)。

（太平天國起義軍領導層是客家人，所以客家人在華東一帶被稱作“粵匪”） “客家”之所以成為了嘉應移民的代號是因為他們跟廣府人發生爭執時被迫認同的(Leong1997)。

當這兩個群體的爭執從1850年在粵西的武鬥發展到1920年的文鬥的同時客家學者也成功地建構出“客家”這個民系(Constable,1994;胡等1997LauandChow1998)。

而羅香林(1933)的《客家研究導論》屬於客家建構過程的高潮。

根據劉萬(1991)的考究在清代之前歷史上並沒有一個自稱“客家”為客家的群體沒有一個叫做“客家”的方言。

雖然現在自稱或被稱為“客家”的人是宋代由北方移民到江西廣東的後裔(羅香林1933)。

在嘉應州人沒有大量向外移民以前他們的母語“嘉應話”雖然早已存在，但還沒有成為“客家話”，因為嘉應州人還沒有成為“客家人”。

目前的問題是如果“客家”是一個出現了只有兩百年不到的民系，那許多跟客家話有關的理論界說假設便全部都會變成錯誤的論斷了。

因此假設漢語方言學不是在這個世紀而是在清朝初年便成立為一個學問的話，問題就可能會簡單得的多。

當時的“嘉應話”不但不會超過現在粵東粵北贛南和閩西南的範圍，而且方言歸屬上可能就會歸了贛語或者粵語。

其它跟嘉應話不能通話而現在被歸類為“客家話”的非嘉應話方音也根本不會跟“客家”扯上關系，因為它們大多數是羅香林將它們收在“客家”旗下的，理由是他們的祖先在唐宋時已經南遷。

這是羅香林在建構客家民系時的雙重標準，跟嘉應移民有沖突的民系如廣府人四邑人雖然也是宋代以後才南遷的沒有被稱為“客家”，而在宋代以前便設籍嶺南但沒有跟嘉應移民正面沖突的卻可以被封為“客家”。

　　　　3.2羅氏理論對漢語方言學的影響 　　羅香林(1933)在他的《客家研究導論》中將“客家”的起源理解為東晉時代的“客戶”。

而客家人是中原人在四世紀開始分開五個時期流徙到南方的移民群體。

雖然羅氏也說明客家的主要形成時間是宋代但他卻故意將客家描寫成“純漢人中原嫡裔”而跟廣府閩南人不同，割裂了客家人跟其它鄰近民系的血緣語言和歷史關系，誤導了其它人對“客家人”的正確認識。

　　雖然羅氏建構“客家”的主要動機是要來抗衡廣府人對客家人的侮辱(胡等1997)而不是要故意誤導方言學。

可是他跟方言學界卻開了個世紀的玩笑。

直到今天為止大部份方言學家是百分之百相信他的“客家”形成模式的。

於是當現代的方言學家依照羅氏的啟示按圖索驥去贛南和粵北找“客家人”和“客家話”時，一來又發現這些人不但沒有任何“客家”認同，而且大部份自稱是“本地人”(劉綸鑫1995張萬1996)來跟操嘉應話的明清移民相區別；二來更發現他們所操的“客家話”跟嘉應話差別很大。

所以一些學者只好將他們理解為“老客家”和“新客家”(張萬1996)而沒有想到這正反映了客家認同只是近代才出現的事實。

　　由於羅氏理論的作祟很多人認為目前被稱成為“客家話”的嘉應話形成的時候客家人便誕生了(張衛東1996)。

他們沒有想到就算到今天還有不少地方的嘉應系方言還沒有冠上“客家話”的稱號。

(LauandChow,1998)雖然張光宇(1995)在討論客家話的形成時正確地考慮了移民因素，指出羅傑瑞“南方漢語”說(Norman,1988)不能解釋客語的現象，但是他還是不能避免被羅香林“客家理論”引導錯誤認為“客家”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系，得名源於畬漢關系“客家人”是“半畬半漢”漢畬混血的結果。

由於“客家人”身上流著被人看貶的畬族血液所以強調自己來自中原(張光宇1995:174)。

而沒有察覺到“客家”是近代廣府人奉上的桂冠而已，過去很多對“客家”的解釋都是一場誤會。

根據近年免疫球蛋白的分析(趙茂桐1991)中國境內74地點中廣州人跟梅縣人的血緣最接近。

而二者雖然也跟畬族頗接近但卻沒有人懷疑廣州人有大量的畬族血統。

因此“客家血統特殊論”全無科學根據。

而根據徐通鏘(1995)對基本詞匯的計算全國七大方言中，廣州話跟梅縣話互相最相似的數據就不可能是一個誤差而是“客家”和廣府屬於同門血親的鐵證。

不幸的是漢語方言學的誕生比“客家”建構晚而且多少依賴了“客家理論”來替漢語方言分區。

結果是漢語除了用語言學的論據來分區以外，還利用非語言學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觀察講一種南方方言的人有沒有客家認同，甚至是有沒有被認為是“客家人”(黃雪貞,1987)。

　　可是羅氏的理論對方言學的影響已經很深，方言學者的腦筋一時間很難轉過彎來。

所以羅常培(1958)雖然看到臨川音系跟梅縣話很像卻沒有得到他們是同一種方言的結論。

而最近幾十年的方言學界更常為“客贛”的分合而傷透腦筋，制造很多方便客語區別於贛語的“界線”(王福堂1998)。

受到羅氏的影響橋本(Hashimoto1973)羅傑瑞(Norman1988)黃雪貞(1988)等也企圖對一個自古就存在的“客家話”作出定義。

　　　　 　　　　3.3“客家話”的本質和範圍 　　最近沙加爾已經明確地指出“客家話”的定義可能包括非語言學的因素即客家認同，而他也不太相信羅氏對客家形成的描寫(Sagart1988)。

但不少方言學者還是花了不少的氣力去“重構”一種子烏虛有方言的歷史。

既然“客家”只是一個在清代才建立的民系許多對“客家”過去歷史的搜尋就顯得是徒勞。

我們對它的前身“程鄉人”和“嘉應話”的認識才是解開“客家”之謎的鑰匙。

根據梁肇庭(Leong,1997)的研究操嘉應話者原來的分布範圍只在嘉應州附近。

明代中業至清初之間嘉應州人大規模向江西北部及珠江三角洲遷移前者稱為“棚民”，而只有後者才成為“客家”。

雖然目前棚民的後裔沒有客家認同，但由於他們仍的方言基本屬於嘉應話系統所以方言學家也將之界定為“客家話”(黃雪貞,1988李張,1992)。

今天狹義的“客家話”其實也只是梅縣話和類似的一些口音。

目前廣泛分布在中國南方的“客家話”其實也是在過去幾百年間由嘉應州遷移出去的調型，主要也是梅縣或五華兩種類型的其中一種(劉鎮發,1996)。

最近莊初升先生也論證了粵北的“客家人”是明代中業(十五世紀末)才開始進入韶州的(莊初升1998)，而很多這些操嘉應話者到今天很多也不自稱或被稱為“客家”。

因此如果我們能在清初如實畫一張當時的方言地圖，那上面根本就沒有“客家話”。

因此現在中國方言地圖上“客家話”的範圍很大。

基於羅氏的觀點很多唐宋便設籍在贛南或嶺南的人被視作“客家人”後，他們的方音便被列為“客家話”。

而這些所謂“客家話”中很多跟嘉應話根本沒有直接的關系。

目前被編入“客家話”的方音其實只是贛粵方音中的一分子而已，和粵語贛語基本上都是宋室南渡時帶到南方的。

這樣我們就知道為何過去為“客家話”作出定義是何等困難甚至徒勞無功。

“客家話”是明末清初“粵贛方言”的粵東嘉應話後裔。

所以今天的“客家”只是粵中的廣府人對清朝時從粵東山區遷來粵中墾荒的人的稱呼，這和這些粵東山區的土著客居粵中墾荒的身份是很貼切的。

可是羅香林卻"順水推舟"幹脆把客家這個稱呼無限擴大用來定義聚居在粵東山區的土著,而從粵東山區遷徙去閩西贛南墾荒的人也被稱為客家人。

贛南人其實並不認同自己是客家人,他們認為自己是贛南本地人,而現在廣東的河源惠州人也發出了這種疑問:為什麽也把我們稱為客家人??這是羅香林那套理論最荒謬的地方. 結果全體客家人受他的誤導，沾沾自喜被稱為“客家”，以為客家是來自中原的正統漢人，由於客居嶺南才被稱為客家。

殊不知“客家”這個名詞只是粵中廣府人對那些來到粵中墾荒的粵東山區土著的統稱。

羅香林也因為發表了這些謬論而“名聞天下”，導致個個客家人都自以為是“最正統的漢人，祖先是中原貴族”。

民族是社會學概念，講的是歷史和文化認同！嘿！ “客家人”——一個無中生有的族群 客家與被客家：一個想象共同體的建構歷程 □吳予之 二百年前的清嘉慶年間，在惠州西湖邊的豐湖書院裏發生了一段師生有關於客家問題的對話。

老師——進士徐旭曾很細心地解答了誰是客家人，他們從哪來，又有什麽文化習俗等問題：客家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舊族，忠義之後也”，因戰亂遷來南方，具有自己的文化等，這篇講話就是著名的《豐湖書院雜記》。

雜記有關客家的基本描述，經羅香林等後來學者的發揚，至今也是客家建構的基石。

現在，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客家共同體已經建構起來了，《豐湖書院雜記》則被人稱為客家人的第一部宣言。

與此同時，客家研究成了一門擁有眾多學者參與的專門學問，相關的論文論著可謂成千上萬、汗牛充棟。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是那麽清晰，即便是幾個初始的問題至今也仍然不是那麽好解答，如誰是客家人，客家人從哪裏來，客家文化真有獨特性嗎等等。

再加上客家建構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如為什麽梅州人說自己的話才是正宗的客家話？為什麽河源人在二十年前並不是很多人知道自己是客家，而現在基本都說自己是客家人？為什麽與河源原屬同一行政區的惠州客家認同現在不如河源？本文將以一個獨立和客觀的思考態度，在對眾多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對這些基本問題再作一個分析和解答，才學所限，錯繆之處不可避免，請讀者指正。

一、誰是客家人：近代客家的建構 一百多年前，進士溫仲和在其編撰的《嘉應州誌》上把客家的表述大量融入其中，而以前的梅州方誌並沒有這樣的系統的表述。

但這也並不意味著當時梅州人就都把“客家”當一回事。

也就是說，如果一百年前有人在梅州問當地人：你是客家人嗎？大部分當地人會覺得莫名其妙，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前所有梅州籍的海外會館、同鄉會的名稱也均無一與客家有關。

而現在有人要在梅州說客家人的壞話，他定會遭到批駁、痛罵乃至痛打的。

閩西、贛南也經歷了一個“被”客家的過程。

就是這二三十年的時間，原來不知客家為何物的閩西和贛南人實現了成為客家並大打客家牌的人。

河源也是如此，據老河源人回憶，以前說到客家都覺得是梅州那邊的人，至少是紫金人，河源城的人應不是客家。

世客會的創始人之一的崇正總會老大、龍川人黃石華老先生在其訪問錄裏也說到，他原也不知自己是客家人，直到受邀加入崇正總會。

誰最早自稱或被稱為客家人？最早出現“客家”二字紀錄的歷史文獻是康熙年間的兩本方誌：《永安縣次誌》（永安即現在的河源紫金縣）和《瀲水誌林》（江西興國縣地方誌），而最早系統回答誰是客家人這個問題的是二百年前的和平縣進士徐旭曾。

徐進士是這樣說的：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舊族，忠義之後也。

自宋徽、欽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後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從之。

寄居蘇、浙各地，迨元兵大舉南下，宋帝輾轉播遷，南來嶺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舉族相隨。

有由贛而閩、沿海至粵者；有由湘、贛逾嶺至粵者。

沿途據險與元兵戰，或徒手與元兵搏，全家覆滅、全族覆滅者，殆如恒河沙數。

天不祚宋，崖門蹈海，國運遂終。

其隨帝南來，歷萬死而一生之遺民，固猶到處皆是也。

雖痛國亡家破，然不甘田橫島五百人之自殺，猶存生聚教訓，復仇雪恥之心。

一因風俗語言之不同，而煙瘴潮濕，又多生疾病，雅不欲與土人混處，欲擇距內省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屬患難余生，不應東離西散，應同居一地，聲氣既無隔閡，休戚始可相關，其忠義之心，可謂不因地而殊，不因時而異矣。

當時元兵殘暴，所過成墟。

粵之土人，亦爭向海濱各縣逃避，其粵閩、贛、湘邊境，毗連千數裏之地，常不數十裏無人煙者，於是遂相率遷居該地焉。

西起大庾，東至閩汀，縱橫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屬之。

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屬，江西之南安，贛州、寧都各屬，廣東之南雄、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各屬，及潮州之大埔、豐順，廣州之龍門各屬是也。

徐進士對客家人的源流、分布等情況的介紹，在一百多年後由羅香林用現代西方的研究方法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補充和論證，除了把源流溯至魏晉南北朝等少部分觀點不一樣外，其它基本一致。

後來也有不少學者對羅香林的進行補充，如說是南遷漢人與當地少數民族融合形成的。

也有人對羅香林的說法進行了顛覆，說客家人是以當地土著人為主，接受了中原文化而形成的一個族群。

不少人也列出了他們判別誰是客家的標準，大概如此：世代（至少是清代以前）生活在贛閩粵邊地區或從這個地域遷出去的，會說客家話，有客家人的文化特征和生活習俗，對客家又有認同的即可算客家人。

文化習俗很難講清楚，客家有與非客家不一樣的習俗嗎？學者找了上百年了，沒有！廣東導遊界普遍流傳的導遊詞中有關於“二次葬”是客家人的文化習俗的說法，首先是今天劃定的客家地區也僅有不占多數的一部分才流行“二次葬”，而廣府人同樣流行“二次葬”，甚至更流行。

據學界研究表明，“二次葬”的習俗是古越族的文化遺存，而非中原文化。

客家建築也常被認為是客家文化特質，而其中最知名的土樓現在已經認定非客家人獨有，甚至不是客家人最先建造；圍屋也不是客家人的常態建築，過分的強調防禦能力使其居住起來並不那麽舒服，而且是大家族才有能力建起，以致不少被當地人稱為地主屋；圍壟屋也多只在粵東分布。

不是還有客家話嗎？客家人會說客家話總是沒錯的吧？客家話早已經被方言學界定為漢族八大方言中的一種呢，會說客家話的就是客家人！早在二三十年前，人員流動還不是很大的時候，河源人與梅州人用自己家鄉話對話就比較困難，而河源人與贛南“純客家”縣的寧都縣人用各自方言對話幾乎是雞同鴨講。

也就是說，客家話裏面就千差萬別，梅縣人說他們的是正宗的客家話，意味著河源人講的是假客家話，而河源人可能會說寧都人講的是鳥語。

什麽是客家話？以誰為標準。

方言學界從來沒有定過客家話的標準，最早被學界認識的客家方言也不是粵東方言，而是贛南的方言。

差別這麽大，為何你講的是客家話，他的也是？方言學界一直爭議的一個問題是客家方言是從贛方言中分離出來的，可客家方言是否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大方言體系還有不少學者表示懷疑。

因為，比較客贛方言的發音，還達不到把客家話當成漢族二級方言的指標。

在客家地區方言千差萬別，客方言還未最終認定為一個獨立的方言體系的時候，客家已經被建構起來了。

梅州、河源、韶關、惠州、清遠、贛南、閩西、廣西、四川、臺灣、香港、東南亞直至毛裏求斯，有超過六千萬人說自己是客家人或被客家了。

回到徐旭曾著《豐湖書院雜記》的背景。

明末清初，贛閩粵邊地區，特別是粵東的百姓外遷到珠三角、西江流域、北江流域和羅宵山脈及四川等地。

此後，客家人與當地人對資源爭奪的矛盾不斷升級，土客大械鬥時有暴發並不斷加劇。

直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

美國漢學界“三傑”之一的孔飛力教授指出：客家移民（西江地區與當地土人的）競爭的後果之一，便是導致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發生，另一後果便是土客大械鬥。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太平天國運動，廣西發生的也只是一場大規模的土客大械鬥而已。

太平天國運動後，土客矛盾在廣東的西江流域再度爆發，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十幾年時間裏，有上百萬客家人和廣府人參與了械鬥，雙方死傷數十萬。

械鬥平息之後，雙方的恩怨轉到了文字上，不斷有廣府人對客家人進行汙蔑，如說客家人是非漢人、野蠻民族、在客字右邊加了個“犭”旁。

而後又有“不明真象”者對客家人進行誤讀，其中最有名的是以下三次： 一是1905年順德人黃節著《廣東鄉土歷史》，引據外國傳教士所編的《中國地輿誌》說“客家非粵種，亦非漢種。

” 二是192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烏爾葛德英文版《世界地理》“吾粵客人，各屬皆有……分大種小種兩類，大種語言啁啾，不甚開化,小種語言文化，取法本地人。

” 三是1930年廣東省建設廳主辦雜誌《建設周報》第37期說到在廣東有“其山地多野蠻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

” 當時不少客家名人聯合起來進行反汙名運動，並成立客家研究會等機構，為客家正名。

正名的結果就是徐旭曾的觀點得到了強化：客家人不但是中原貴族後裔，而且是最純種的漢族人，看你們還敢說我們是野蠻人？與此同時，海外的嘉應、惠州、韶州等屬社團也紛紛響應，不少社團直接將名字改成了客屬某會或與之相關的名字，後來發起世客會的香港崇正總會成立於這個時期，反汙名也是其重要任務之一。

也就是說，客家意識的推廣和強化更來源於從贛閩粵邊地區遷出外面的人，而不是今天說的客家腹地之贛南、閩西、粵東。

強化客家這一定義並判別誰是客家人的，正是當時的那一批領導反汙名化運動的客家文化名人，其中包括羅香林——客家人的學術英雄。

羅香林先生在上世紀20年代在清華和燕京求學，這裏不得不說另一個最容易被人忽視的背景：近代中國的國家文化建構，因為羅香林也身在其中。

現代國家與我們傳統時代的國家概念很不一樣。

大部分的中國人在民國初期並沒有所謂家國的概念。

以前的國家就是朝廷，是皇上家的。

西方的現代國家形成也只不過是二百年左右的時間，之前也常有別的“國家”的王子來繼承自己“國家”的王位的。

現代國家概念在晚清被引入中國，在辛亥革命時期派上了大用場。

這一過程中，中華民族的初始概念也在形成，其中有一個例子：一是晚清以前我們並不怎麽把炎黃二帝當作中國人普遍的共同的發源祖先，我們更尊的是堯舜禹，在晚清民族建構的過程中，炎黃成為中華民族的共祖，民國成立後采用的就是以前沒用過的黃帝紀年（民國元年即是黃帝4609年），再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們現在都認同是炎黃子孫，一個有著五十六個民族的中華民族文化已經形成，而這文化並非都是虛無的，相反，這是以中華幾千年的歷史文化作為基礎的。

羅香林對客家民系及其文化體系的建構，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

他提出了民系的概念：漢族有八個民系，說閩南話的人叫福佬民系，說廣府話的人叫廣府民系，說客家話的人就叫客家民系。

並劃定了客家區域，還劃定了“純客縣”與“非純客”縣。

現在說是99%都是客家人的純客家地區的河源也被列入非純客縣，而贛南、閩西的純客縣劃定則更加隨意，因為他去不了當時叫蘇區的地方。

羅香林通過自己的研究，基本建構起了客家與客家文化的體系，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後的幾十年時間裏，誰是客家人或哪裏的人是客家人大概參照羅氏的研究成果即可。

在這兩大背景下，以羅香林為代表的客家學者和當時的名流們建構起了一個客家學說體系。

因為遷出去的人中以梅州人居多，反汙名運動又以梅州人為主力，這樣一種客家意識被外遷的梅州人帶回家鄉，越來越多的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了。

然而，直到改革的春風吹來之前，梅州的客家意識也並不強。

開放後，梅州100多萬在海外的人回到家鄉投資、捐助，當地政府當然要配合人家文化尋根的需求，於是學界的研究、政府的主導、媒體的鼓吹、民間的熱情把客家意識再次強化，而高潮就是1994年的梅州主辦的第12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至此，“世界客都”梅州的地位奠定了。

相隨梅州之後的是閩西、贛南，過來是四川等。

黃誌繁教授對贛南的客家認同過程進行研究之後認為“贛南的客家文化區的形象是1990年代以來政府、民眾、社會和學界共同建構的結果”。

到公元2010年，河源通過23屆世客會的舉辦也徹底的加入了這個行列，使自己成為了“客家古邑”。

這些地區的人在八九十年代以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的並不多，特別是贛南，直到新世紀來臨之際大多數的文化階層也不知自己是客家。

日本學者瀨川昌久於本世紀初在惠州和河源做調查時發現當地人並不以為自己是客家人。

而世客會的春風一過，滿地都是客家人。

北京師範大學萬建中教授把客家建構的過程當作是一個神話來研究。

他認為，“客家不僅是一個民系或族群，也是一種現象、一個過程，是現代社會族群構建的元敘事”。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客家的建構過程確實很讓人振撼，因為別的族群缺乏這樣的群體意識與行為，包括猶太人。

所以有潮州人問：為什麽我們潮州人開不起像世客會那樣的會，潮州人不團結？竊以為，不是潮州人不團結，而可能是他們不需要。

什麽是中國人？有中國國籍的人。

海外的華人很傷心，我們沒有中國國籍，但我們也是中國人。

不必矛盾，法律概念和文化認同是兩碼事。

什麽是漢族人？在現代也是個法律概念，國家認定你是你就是，但也是相對的，有多少以前說自己是漢族的人把自己改成了非漢族？除了對先祖文化的認同之外，恐怕更多的還是利益使然。

誰是客家人，在沒有經濟利益的前提下，也是強調自我認同的，當然是要有一定的歷史文化基礎的，這個歷史文化基礎就是贛閩粵邊的歷史文化。

（待續） 二、客從何來：贛閩粵邊地域社會史視野中的客家源流 打開客家人的族譜，大部分記載先祖是中原南遷至贛閩之地，再從那遷過來的。

其中有一例證即是河源龍川縣有佗城鎮，這個鎮據說有170多姓，有人“大膽猜想”這些姓氏都是趙佗所率秦軍之後裔。

然而據調查，這些居民均是宋元以後，特別是明清從江西和福建遷來的，有少部分遷自梅州地區。

而再向前溯源，把自己祖先說成是中原來的原因很簡單，在中原文化正統論的前提下，中原文化才是文明的、開化的、先進的，而非少數民族之野蠻、落後，這就可以有力回擊對客家人的汙名。

在過去討論客家的問題時，總是參雜著太多的大漢族主義的中原文化中心論。

今天我們把這放一邊。

先簡單看下客家文化的大背景——中華文化的形成過程。

徐傑舜教授把中華民族形成的過程形容為滾雪球，以中原文化為核心，不斷對把東夷、南蠻、西狄、北戎用政治、軍事和文化同化。

這個過程中，僅以贛南閩西粵東為例，先有古越族，後有俚人、山都木客、疍民、畬瑤等民族認同了中原文化，融入漢族，成為客家多元的一支。

也就是說，討論客家形成時僅說到中原漢人多少次南遷是很片面的，說土著居民很落後也是片面的，因為他們在中原漢文化到來之前也創造了自己的文明（現中國出土最大這銅鼓就是嶺南俚人所制），與中原不一樣的文明，而這野蠻與落後的標簽只是中原人自認為而已。

到此，可以認為所謂客家先民並非只有南遷漢族，還有古越族、俚人、山都木客、疍民、畬瑤等土著民族（畬瑤為隋唐從洞庭湖西岸遷來，與贛、閩、粵原住民融合形成，其形成在客家人之前，也視為土著）。

從這個意義上講，討論誰是南遷第一人、第一批南遷的中原漢民是什麽時候到的意義就不是那麽重大了。

如果說趙佗是客家始祖，南越族人在他來之前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上千年了，他們也同樣可以稱為客家始祖。

房學嘉教授以豐富的調查與考證為基礎，寫出《客家源流探奧》一書，提出客家人是以土著民族為主，融合了北方南遷漢人而形成的一個族群。

此語一出，嘩然一片，甚至有人威脅他的生命。

羅香林那批人好不容易批駁了廣府人對我們客家非漢種的汙名，又回到那種論調上？難道我們祖先的族譜說是從中原來的是騙人的？ 人類學者認為，這世上沒有所謂最先進的文化，多元性同存才讓地球更精彩。

這麽一來，我們就不必避諱幾千年來我們這片土地上曾經生活過的土著民族也是客家人的先祖了。

秦軍進入贛閩粵邊地位前，古越族已經在這裏居住了很久很久。

趙佗那一支秦軍南下嶺南後，為統治的需要，也大部分的接受越人習俗，與越人通婚，而不是對越人進行所謂“漢化”（當時沒有漢族，這裏漢化代指用中原文化感化人家的行為）。

漢之後，越人化為俚人、僮人、山都木客等族。

直到隋唐時間，粵東地區還是俚人的天下，其首領楊世略還成為循州總管，統帥粵東，也就從楊世略開始，粵東俚人開始深入地接受漢文化，將自己漢化。

唐中晚期韓愈到潮州，粵東還是“瘴癘地”，還有那麽多鱷魚要他老人家寫文章趕走，從潮州能趕到哪？當然是韓江上遊。

隋唐到達粵東的畬族先祖，也與當地土著融合逐漸形成畬族，直到元代，梅州還是個畬人遍布的地方。

再回頭看中原人進入贛閩粵邊地方的情況。

羅香林有所謂兩晉南北朝以來的五次遷徙說，後來有人加上趙佗那支，即為六次。

但經客家學界幾十年研究表明，與客家形成直接相關的中原移民是唐末、五代十國至兩宋。

因為秦也好，兩晉南北朝也罷，真正進入贛閩粵邊地區的中原人口極為少數，中原王朝對該地的統治又很是薄弱，沒有多少力量對當地進行有效的規模性的漢化。

後來客家的形成並不單單與中原人規模進入該地區有關，更是中原王朝統治深入，要將“蠻荊”之地王化的需要。

所謂“王化”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一是將土著民族劃入政府的編戶齊名，就是給戶口，然後讓他們交賦稅，服勞役、兵役，推行中原文教（配以科舉），將他們感化。

唐代初年對東南地區的土著居民的政策是用他們的首領管理，後期則用“選官制”即派官員到這些地方任職，加強對該地區的統治。

當時還沒有大規模運用軍事手段，而宋代則開始用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對付土著居民了，畬族人首當其沖，所以宋以後的畬族起義非常多。

戰爭是民族融合的最直接手段，每次起義被鎮壓下去後，都有一大批土著和非土著的“流民”（即由於戰亂、災害等原因逃到山區的人，他們逃離本籍，沒有合法身份了）成為了官府的編戶齊名，也就成為了漢族。

贛閩粵邊土著民族最終漢化的高潮是明代中期，畬人藍天鳳、謝誌珊起義帶動了湘、贛、閩、粵邊四省八府的山區弟兄們*亂，河源最大一支被朝廷稱為“浰頭賊”。

王陽明將此次*亂鎮壓之後，朝廷推行了多種政策以穩定當地。

如將畬族人分散到已經漢化的地區居住，不讓他們姓畬族的姓氏，不讓他們保留畬族的風俗習慣等。

所以，畬族在明代中期以後就很少有大的聚居點了，也只有少數畬族人保留了藍、雷、鐘的姓氏，但從族譜和文化習慣上也日益漢化。

又如重建宗族組織，修祠堂、編族譜、立士紳等。

當時大部分人是文盲，不清楚自己的家庭歷史的，就參照有文化、有地位的人家的族譜寫，而又為了正身份，所以幾乎所有姓氏都寫成從中原來的，同一姓氏的幾乎是同一個祖先來的。

而又不少人寫著從福建寧化遷來，所以寧化成為客家人的一個祖居地，與珠三角的人的族譜把祖居地寫成珠璣巷是一樣的道理。

再如推行文教，告訴百姓考科舉拿功名才是最好最正當的出路，這樣從思想意識上徹底認同中原正統文化了。

北方漢族人規模進入贛閩粵邊地區也是當地土著漢化加速的一個原因。

但是究竟這其中是中原漢人的成份多還是當地土著的成份多，已經無從考證。

事實上也不是那麽重要，因為北方漢人也多有少數民族漢化變成的，哪來什麽純種漢人？本人認為從漢族形成史的過程來看，本地土著居民為主應更合常理。

房學嘉教授在後來的研究中把客家的主體源從“土著”修正為“南方漢族”，亦是一種合理的表述。

福佬人、廣府人的情況與客家差不多，都是民族融合的產物，而非皆從中原遷來。

但同樣是北民南遷與當地土著融合的結果，為什麽會分出福佬、廣府和客家？請看下一部分。

（待續） 第10樓 三、什麽是客家文化：多元一體的客家文化體系的形成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個地方的自然地理環境對人類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同樣有中原漢人到贛閩粵地區，但卻形成廣府、客家和福佬三個有文化上有所差異的漢族群體，與其居住地方的自然地理條件確實有很大關系。

這也是僅以廣東而言就有所謂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之分，有山區客家與水上客家之別。

一方人的文化也會隨著時間變遷的，特別是在政治加強的時候，文化向心的轉移、非漢族的遷移都使得地域社會文化在改變。

在先秦（秦朝以前）時期，南方為百越之地，贛閩粵地區就有南越、甌越之分，即便南越也非統一，各地越人均有差異。

兩漢後贛南居住著山都木客，粵東則有俚人，隋唐原住在洞庭湖西岸的“長沙蠻”、“武陵蠻”受到擠壓南遷，後在南嶺山脈分成兩支，向西一支與當地土著民族融合成瑤族，向東一支與當地土著融合成畬族，這也就是為什麽畬瑤的祖源說大體相同的原因，也是不少古代文獻中把畬族稱為“畬瑤”的原因。

唐以後漢人（包括南方漢化的人）大規模進入贛閩粵邊地區，對山區進行開發，並與當地土著民族進行了生產、生活、戰爭等形態的融合。

其實在更早就有不少“中原人”到達廣東、福建和江西，在珠三角為中心溯西江而上的地域地理位置、交通決定了這裏在漢至唐開發就比較深。

唐代廣州港已經成為世界著名港口，而當地土著的成分本來就與今天之客家腹地區別很大，所以形成的“廣府文化”與客家文化有所不同，福佬人和福佬文化的形成亦同理。

而非廣府人和福佬人先到這地方，客家人後來所以稱為客家的，只能說從民族融合和發展的順序上講，廣府和福佬人先形成，客家則稍晚些。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國家開發的順序是先平原後山區，先交通好再交通差的地方。

再回到今日之客家腹地，觀其地貌，我們會發現：這塊地方多有高山峻嶺阻隔，裏面卻有不少的山間盆地與外相對隔絕。

我們看不少地名叫什麽坑、塘、逕、口、壩等，就是這種地貌的表現。

這為當地人“小盆地聚族而居”提供了條件，這樣可以更好地保留和傳統文化，當然也成為封閉的另一個代稱。

雖然這地區今天又劃成了三個省管轄，但在傳統時代，這個交界地區的互通性是很強的，其中有閩粵通衢從贛南到閩西，再沿汀江下梅州，梅州河源交通也相對方便，而南嶺山脈中除梅關古道外，又有不少山間通道溝通贛南和河源，如定南與和平之間、龍川與尋鄔之間。

在宋以後，鹽成為國家專賣產品，贛南人只能吃不好吃但又貴的淮鹽，於是組織人到廣東私販海鹽。

販鹽隊伍逐發展壯大，人數多的數萬人，並配有武裝與沿路兵匪抗爭，被官府稱為“汀贛賊”，曾圍攻過循州、河源、惠州等多個城池。

這些人活動在贛閩粵邊地區，進一步活躍了三地之溝通，使其物品、人員、文化之交流空前繁榮，也促使了贛南閩西人向粵東的規模遷徙。

兩宋特別是南宋疆土較小，所以對南方的統治開發也大大加強。

原本因管理成本較高而管理松散的贛閩粵邊山區，成為統治加強的重點地區。

這使得原來沒戶口、不用交稅的土著人和移民，被編入國家的真正統治之內，畬漢等聯合起來不斷反抗，又讓民族融合大為促進。

明代中期的贛閩粵邊的大起義及後來官府對這一地區的統治政策，將這一地區在語言文化上更加趨同。

也就是說，自然地理環境、地區經濟開發的先後與先進落後、民族融合人員和文化成份的差異，以及官府的統治深入次序是廣府、福佬和客家產生分野的重要原因，當然還可能還有其它的原因。

綜上所述，客家及客家文化和其它民族或族群及其文化一樣，是一個建構起來的象征體，因為有功用（如反汙名、文化資源開發）之需，其中不少是建構過頭、不符合史實的。

然而，客家又並非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有其歷史文化基礎的，這個基礎就是贛閩粵交界區（今之客家大本營）的歷史文化。

所謂客家人，簡而言之就是居住在此的講客家話（因為其中還有西南官話/軍話和畬瑤族）的人及其在明清後遷到其它地區仍保留大本營語言文化或對客家有認同的人；而客家文化則是這些人在日常生產生活中所創造出來的文化體系。

有關客家文化，竊以為： 一是客家和客家文化並沒有與其它漢族獨一無二的所謂特質，只是在某些方面表現的相對突出。

二是客家內部由於地緣、血緣的原因在文化上有一定的整體性，但更多卻表現在多元性，不僅贛南閩西粵東北的文化各有特色，就是各地再細分仍然不是鐵板一塊，如粵東河源梅州的文化就各有千秋，而河源本地也有縣域乃至鄉村之域的差異。

這說明，客家是多元一體的文化體系，一體為對中原正統文化認同形成的以“儒家文化”為內核的山區農耕文化，多元則是民族融合和地域差別形成的文化差異。

客家文化的特色主要並不在於其一體，而在多元的地域性，所以我們說河源的客家文化就是正宗的河源客家文化，梅州的就是正宗的梅州的，沒有所謂之標準。

三是客家文化雖是建構起來的，卻不是瞎編神話，甚至胡說八道。

如我們現在接受的中華民族文化一樣，客家文化的建構首先是要有紮實的研究基礎，然後經過官方、媒體和民間文化人士的宣傳成為百姓的一種常識，這種常識並不一定具備常理性，或者說從學術上講甚至是漏洞百出的，但仍然是民間文化的合理存在。

觀其過程，建構的成功與否首先是我們是否有系統的客觀的學術研究，其次是官方是否尊重這些研究成果，這會決定地方文化建構成敗。

如現在河源梅州兩地文化精英對話也好、百姓閑談也罷，“客家古邑”PK“世界客都”，前者可能會完敗。

究其原因：缺乏系統的客觀的研究成果，自己不知家底；官府神話編造並嚴重不尊重學術界的聲音，整個客家學界（除那些官府請來的吹手）認可“客家古邑”的提法，但不認同所謂將客家歷史推前幾百年之說，其它客家地區的人士也不願意成為趙佗爺爺的孫子。

自說自話造不起河源客家文化的大廈！ 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批評客家現象，而是還原事實。

客家建構的過程畢竟已經是一個歷史事實，而且可以把客家建構當成是中華民族建構的一部分，在弘揚傳統文化、連接海內外客家人的情感和發展文化經濟等方面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們尊重這一個事實，但需要對這一歷史事實進行清理。

末了，看到了網上有關惠州對當地文化的討論。

竊以為，惠州文化是否屬於客家文化是個偽命題，因為惠州是一個文化多元的地區。

可能那位樓主網友更想問的是惠州是否需要如同梅州、河源一樣的由政府主導的客家認同過程。

在多元文化的惠州，客家文化並不是最強勢的。

所謂認同從功能主義角度出發，“有用”才是核心。

所以惠州人並不一定選客家文化作為自己的文化代表，政府對推行客家認同的興趣也就不會那麽強烈。

把其中一支作為本地文化所謂“品牌”而忽略其它文化形式在這種地方都不是可取的，最好的模式就是各自發展，壯大惠州整個地域文化。

這點上，韶關與惠州類同。

（全文完） 【作者簡介】吳予之，男，廣東韶關人，某大學客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2011年《文化惠州》二期文章 　　客家人的家譜是這樣造出來的 　　在客家古鎮遊玩，突然發現一個家譜店，於是我就進去找老板聊了一下。

通過交談得知，如果你是客家人，就可以把家譜續到黃帝XXX代，當然，如果你對自己百年前的祖輩一無所知，他會告訴你，如果你想換個祖先也可以。

　　如果你不是客家人，那也沒關系，只要你說出姓名，他就可以告訴你的祖先和客家兄弟在哪一代在什麽地方分支，呵呵。

一家人。

做一套家譜幾百塊一本，還是故意做成“舊”的。

　　全中國都是黃帝的子孫，呵呵。

　　於是，我說出我的姓，我不是客家人，來自北方，以及一些簡單條件。

然後他煞有其事地戴上老花鏡，翻開一大本家譜為我查了起來。

　　然後他告訴我，我先祖來自山東，五胡亂華南下，遷到江西，在江西和客家人分開，另外發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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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像真的一樣。

實在聽不下去了。

文章提交者：5418辛亥百年加帖在貓眼看人【凱迪網絡】http://www.kdnet.net 民族是社會學概念，講的是歷史和文化認同！嘿！ == 有客家學者聲稱:客家人是漢族中的貴族,從中原移民到現在居住地,是純正的漢人,言下之意,其它漢人就是雜種 我就奇怪,客家周邊有廣府人(以廣州為中心)潮汕人(以潮州為中心)閩南人(以漳州泉州為中心).江右民系(以南昌為中心),難道客家人是從天上空降來的 客家人=漢化的南方少數民族+漢人混血而成,並且少數民族的成分比重較多 到過閩西，感覺客家人從相貌、膚色以及身材基本是閩越土著占主要成分，表面上看比福建東北部的漢族人更像南方土著。

曾經有一支閩西客家人在50年代被定為畬族，後來又改回來，以及客家話和畬語屬於同一語系也可以證明。

他們自稱純漢人是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吧？這個和福建沿海的疍民曾被定為少數民族而反對，最後變成了漢族的道理一樣，是被歧視怕了。

曾經看到說畬族起先居住了閩西、閩北內陸山區，後來被客家人趕到了閩東沿海山區。

會趕得那麽幹凈嗎？當時中原人就是到了山巒重疊的福建內陸到底有多少人呢？有那麽強大嗎？既然那麽強大為什麽還修築封閉式的土樓自我保護呢？所以當地畬民或者閩越土著應該是被漢化了。

另外也感覺閩南人比北部的福建人混有多得多的土著血統，但網絡上有一些人一直標版自己是純真的河洛人，這種心理應當也是一樣的。

閩東的漢畬，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前基本也少混合，如今他們都遷到山下和漢族混居了，通婚也多了。

疍民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政府也給他們蓋房上岸定居了。

倒是有些漢族為了高考啥的優惠政策改成了畬族。

曾經看到一部介紹土樓和客家人的電視片，那個老人說他們是純正的中原人，因為他們封閉於土樓中，讀書農耕，所以比當地的土著先進。

“先到為主後為客”，才知道客家的稱謂是這麽來的，這是表明自己血統沒被汙染吧？但我到長汀發現那裏的人好土著，比永定土樓裏的人還可怕，很多人嘴唇都是黑的，和閩南人有得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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