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國共合作”，何為“新”三民主義

三、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

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党的 ... 文化百科 文明探索 人生感悟 文學世界 史海鉤沉 人物春秋 教育園地 預言與傳奇 中國歷代名人 歷代皇帝 歷代后妃 歷代名將 歷代名相 歷代名臣 歷代文人 歷代名醫 科技人物 傳奇人物 歷史探源 古代典章制度 古代教育 古代科技 姓氏探源 歷史文物 歷史故事 古代戰爭 古代遊記 經典史籍 中國古代史 中國近代史 中國現代史 各類專史 其他史料 歷史上的今天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中華五千年 遠古 夏 商 西周 春秋戰國/東周 秦 西漢 魏晉南北朝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近代 現代 世界史 上古時代 中古時代 近代 現代 大紀元首頁副刊文化網史海鉤沉正文 《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三章兼論何謂“國共合作”，何為“新”三民主義中國現代史辨辛灝年著 (http://www.epochtimes.com)第三章中國民主革命被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巨大危險 兼論　　何謂“國共合作”，何為“新”三民主義 第一、何謂國共合作 長期以來，由于中共一再地、反复地強調它与中國國民党曾有過兩度“合作”的歷史關系；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國大陸，因只有共產党的說話的“權威”，而絕不予任何人說話的權力；還因為長期以來“國共合作”一語已經“約定俗成”，連國民党本身也將“國共合作”一詞當成了“口頭禪”，而不再予以甄別；加之國民党的“左派”們，因共產党在中國大陸奪權的成功，就更要將他們与共產党“合作”過的光榮歷史記在心頭，挂在嘴上；再加上海內外一些學人，有的是被迫不敢，有的則是“共云亦云”，只相信“歷史乃是胜利者的歷史”，并無心去拆穿這個歷史的謊言；因此，“國共合作”一語，也就在它被重复了一千遍、一万遍之后，而成為兩度“歷史的真實”，為老幼婦儒耳熟能“詳”。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中國國民党非但向來未与中共有過所謂的合作，而且所謂兩度，前者不過是中共受命蘇俄，藉參加國民党為手段，而要對國民党施以“挖心戰術”31；后者則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時，對于中華民國政府的表面投降和虛假歸順。

首先，就前者而言： 一、在國民党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共就在“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均提出了聯合戰線的策略，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

由是可知，他們不僅把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力量看成是資產階級，而且認為參加民主革命乃是發動共產革命的必要步驟，這無非是列宁“分階段革命理論”在中共手中的再版。

再加上第三國際代表馬林，一是要求中共必須學習共產國際在西歐工會運動中所推行的“各國共產党員要加入社會民主党工會的經驗”，二是指明“共產党員參加國民党，既可以謀革命勢力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党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党手中奪取過來”。

由是可知，中共党員在蘇俄命令下參加國民党，乃是陰謀，而非合作（引文參見本書下卷第一章注）。

二、按理，既然共產党員以個人身份參加了國民党，就必須服從國民党的信仰、綱領、党章和紀律。

更何況孫先生對此有言在先。

因此，在國民党“一大”上，參加了國民党的李大釗，才會面對國民党代表提出的質詢，代表參加了國民党的所有共產党員于大會公開發表宣言稱：“環顧中國，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党，只有國民党；只有國民党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党，能負解放民族、恢复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党來……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党員，此次偕諸同志加入本党，是為本党主義（指國民党主義），遵守本党党章，參加本党的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党化為共產党，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党員資格加入國民党，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并望諸先輩指導一切。

”李大釗的書面保證，無非說明他們既然參加了國民党，就愿意并應該遵守國民党的主義、綱領、章程和紀律，因為他們与國民党的關系，已是党員与党的關系。

這就不但不是國、共兩党的“合作”，而且更不可能是一個國民党員和國民党的“合作”了。

就中國共產党而言，迄今為止，又有哪一個党員敢說它參加中共是与中共的“合作”呢？ 三、既然共產党員參加國民党，是為了實現國民党的主義，“負解放民族、恢复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那么，參加了國民党的共產党員，也就只能是參加國民革命，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斗。

但是，在蘇俄的陰謀指使下，共產党人在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党后，不僅違反規定，暗組党中之党，而且分裂國民党，破坏國民党，竊奪國民党党權，以一步步實現將中國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目標（參見下卷）。

他們非但沒有成為“服從本党主義和紀律”的國民党員，而且成為國民党和國民革命的破坏者和背叛者。

天下既無這樣的党員，亦更無這樣的“合作”。

更何況其中的一個“合作”者，猶如混戰中的大軍閥一樣，還需要一家外國勢力來作成它的后台和太上皇，并且事事听命于它，直至連后來的武漢國民政府也被辦成了“俄國的政府”呢（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

由是可知，這就非但不是合作，沒有合作，而是如同中共党人自己說的那樣，不過是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對國民党所施行的一場“挖心戰術”罷了。

四、中共所謂的二度國共合作，即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國共合作”，就更是對歷史的公然篡改了。

歷史的事實是：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蘇俄遵命發表八一宣言，中共在蘇俄的指揮下，為幫助蘇俄顛覆中華民國，不僅鼓吹共產革命，煽動農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的運動，而且從未有“抗日救國”之一言以獻給國人（詳見下卷第二章）。

唯因叛亂失敗，逃至陝北，三十万紅軍僅存二万不足之時，因王明接受蘇俄為保護自己而要求各國共產党“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指令，發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華民國政府不要再圍剿紅軍，并要共同結成“反日民族統一戰線”。

之后，中共雖一邊屢屢發表“抗日”通電、“抗日”宣言，制造輿論，謀划學運，以一再向國民政府求和；一邊卻置國家民族危亡于不顧，陰謀策動西安事變，企圖亂中求存。

前者固無濟于事，后者卻陰謀達成。

由是，中共便在西安事變之后和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后，兩度向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党提出了“保證抗日和不再作亂”的著名“四項保證”。

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党為團結全國抗日救國計，決定接受中共“輸誠”（參見下卷第三章）。

在中共，此為歸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則為收編中共。

因此，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及國民革命軍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軍隊的關系，也就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

因此，何有“合作”可言？今日中共口口聲聲稱“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北京才是中國的中央政府，台北只是地方政府”，無非是要說明它与台北的關系，乃是中央和地方、領導和被領導的從屬關系。

而台灣若想以“平等”之心与中共論合作，中共便連飛彈也打了出去的事實，無非道明了它絕不容許台灣与它有任何平等合作的關系罷了。

至于共產党在被它稱之為“二度國共合作”的“合作”中，究竟是如何“合作”的，和借“合作”又做了那些“反民族、害國家和出賣祖國人民利益”的勾當，本書下卷將自有一番論述，此處就不再一一作出證明了。

第二、何為“新”三民主義 如果說中共党員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間，于蘇俄指令下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党并“參加”國民革命，和中共于一九三七年被迫歸順中華民國政府這兩件事，均被中共稱之為“國共合作”，不過是中共撒下的彌天大謊，那么，蘇俄和中共竟敢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公然篡改成為“舊的和新的兩個三民主義”，甚至敢用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之所謂三大政策，來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義的內容，就實在是對孫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開背叛和欺騙了。

歷史的事實是： 一、孫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義思想，并在一九零五年《民報》創刊號上正式闡釋三民主義的精義，直至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辭世，就從未說過他曾有過“新、舊”兩個三民主義，更未說過他有了“新”的三民主義，已不再要“舊”的三民主義了。

二、查遍《孫文全集》和中國國民党文獻，亦從來沒有新、舊三民主義之任何提法与說法。

一九二四年元月，自國民党“一大”召開，“聯俄容共”做法付諸實行始，直至該年七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系統講演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后成書出版凡數十万字，他講的仍然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非但沒有所謂“新”，亦更沒有所謂“舊”，自然也就不可能稱那個由蘇俄顧問和中共一起制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義了。

如果要有什么“新”，那就是“新”在他曾于民生主義第四講中，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俄國的共產革命——這才是孫中山先生于民主革命理論建設中，最后、也是極為重要的貢獻。

因為正是這個貢獻，才在民主革命理論上划清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

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党的“創作”。

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与國民党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這是日后‘總結’的提法。

”至于日后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

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則進一步于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

”如果說這兩位大陸學者已經論證，所謂國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純屬“虛构”，則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個問題”里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

”因為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坏中國國民党与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謂“迎汪（精衛）复職，以与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

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產党的文件。

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党，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著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党，破坏國民党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党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

并且，直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机關報《人民日報》上，首次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開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參見下卷第一章）。

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余。

然而，十年之后，在毛澤東和中共曾數次發表的“抗日”宣言和決議中，竟又將由他們所“創作”的“新”三民主義，“還原”成了“舊”三民主義，并一再地表白他們愿意為實現孫中山先生“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而堅決奮斗了（詳見下卷第三章第二節）。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義”既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蘇俄和中共的“政策”。

因而，指孫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義”，并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義”，更借宋慶齡之口，妄指它們竟是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義和政策，則只能證明中共既要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大旗，以為正統；又要毀孫中山三民主義，以進行謀篡、背叛和欺騙。

在中國大陸，有許多小學生，包括少年時的作者，都曾問過他們的歷史老師：“新三民主義里面怎么連一個‘民’字也沒有呢？” 這個問題的簡單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這個問題的复雜性和可怕性，卻使得所有的歷史教授、歷史教師們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

其中的奧妙，只能令味之者無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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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民主革命既然是意在推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其革命的具體對象，便是以專制政權為代表的、企圖維護舊專制制度的形形色色專制勢力。

相反，專制复辟則是指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企圖重建專制制度。

《誰是新中國》導論-第一章第四節 革命既然是一個普遍的歷史變革進程，則民主革命便決不僅僅具有一個歷史事件或一次歷史事變的意義，無疑應該是有始有終，并有過程。

如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和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不過是法國民主革命和中國民主革命的胜利發端而已。

《誰是新中國》導論-第二章第一節 如前章所論，隨著民主革命在歐洲的胜利發展，不僅引發了种种不同性質的革命，而且導致了不同形式复辟的產生——他們或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复辟之實；或“以革命的名義”來掩蓋專制复辟之心；或利用傳統農民革命以打擊民主革命；或號召一個新的“革命”，去顛覆民主革命的成果。

由是，民主革命与專制复辟的反复較量，便呈現出更加复雜和艱難的狀態。

因此，如何識別不同性質的革命及其本質，如何鑒別不同形式的复辟及其危害，如何從理論和實踐這兩個方面找出名義与事實的根本區別，便成為民主革命能否戰胜形形色色專制复辟的一個重大前提。

但要從傳統革命和現代革命中找出最具复辟本質、又危害最大的“革命”，則莫過于“傳統農民革命”和“現代共產主義革命”這兩家。

本章即是對這“兩家革命”的由來、內容、本質和危害，所作出的探討、分析与論辯。

《誰是新中國》導論-第二章第二節 提要：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馬克思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馬克思鼓吹和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當代共產主義制度是專制制度的最高階段 《誰是新中國》導論-第二章註釋 《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一章第一節 清王朝自一六四四年、即清順帝元年入据北京始，至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后近二百年，歷經康乾盛世，早已由盛而衰，危机四伏。

政治上恰如乾隆所言，“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專制的統治与壓迫有增無減。

吏治上則“九卿無一人陳時事之得失，司道無一人摺地方之利病”，“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官場一片腐敗現象。

軍事上曾稱雄一時的二十二万八旗兵与六十六万綠營兵，也早已“軍器視為具文，操演視為儿戲”。

尤其是在農村，“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農民因失田敗家，流离失所，而成為“盲流”者，比比皆是。

鴉片毒患的泛濫，致使全國有數百万人吸食鴉片，其中“以衙門中人吸食者最多，差役食鴉片者十之八九”。

誠如林則徐所言：“羌尤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之后，中原几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顯然，清王朝猶如中國歷代君主王朝一樣，已經無可避免地走上了王朝統治的末世。

《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一章第二節 《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一章第三節 三　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主革命胜利發端的偉大歷史意義 《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一章兼論 近現代專制改良無不以預防革命為始、誘發革命為終 中國民主革命戰胜專制复辟的特別艱難性和复雜性 誰是新中國 評論 「大紀元將選取精彩讀者評論在全球報紙版面上刊登，請您与我們一起記錄歷史」 「大紀元保留刪除髒話貼、下流話貼、攻擊個人信仰貼等惡意留言的權利」 我們使用cookies來了解您如何使用我們的網站並改善您的用户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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