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民族簡介與概況~人口與分布、語言、起源、苗民與支系 ...

中國是世界苗族的原鄉，在中國境內的苗族分佈於湖北、湖南、四川、貴州、雲南、廣西、海南等地。

在中國境外的苗族，主要是指自稱為Hmong這個支系的苗族， 散居在貴州（ ... 東方明珠~中華文明中華文化日誌相簿影音好友名片 200911221811苗族~民族簡介與概況~人口與分布、語言、起源、苗民與支系?苗族苗族~民族簡介與概況~人口與分布、語言、起源、苗民與支系楔子關於這個族群簡介，若是要重複說著苗族的人口與地理分佈，語言與支系，卻連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將分佈廣大、人口眾多、語言分歧、文化迥異的人群，全都當他們是苗族，著實令我下起筆來十分不安。

當我們如此斬釘截鐵的宣稱苗族的歷史、語言、人口與地理分佈為何，社會文化、宗教生活與民俗節慶如何如何時，可能我們該想一想，是不是真有那麼一個「苗族」，如我們所描述的一般。

或許，我們關心的是那個被我們所書寫的「苗族」，而不是那些生活在中國西南被稱之為「苗」的人群。

金庸小說那位美麗漂亮的藍鳳凰，敢愛敢恨，時而溫柔體貼善解人意，時而心很手辣濫殺無辜，這個亦正亦邪的角色，恐怕是許多人對苗，最初的印象。

許多朋友，一聽說我研究的是苗族，肯定要針對「他們會不會下蠱？」這個問題來徵詢我的專業意見，當聽說我曾在雲南的苗族村寨住了八個月，更是迫不及待的想知道我有沒有和「蠱」親密接觸的親身體驗。

其實我也知道人們關心的是「蠱」而不是「苗」。

　　和所有人一樣，對苗的第一印象，是苗女與蠱毒的想像。

但當我進入田野，生活在雲南屏邊的苗寨中，卻怎麼也無法把苗女和蠱毒聯想在一起，取而代之的是服飾、語言以及各種形式的宗教儀式與風俗習慣。

然而，當我讀了描寫其他地區─如：雲南、貴州、湖南、湖北、廣西、海南─苗的文章後，卻更難把我所認識的苗和他們所描述的苗聯想在一起。

 「誰是苗」這個問題讓我很困擾，而我並不是第一個跟這個問題糾纏不清的人。

 不論是1949年以前進行科學田野調查或是1956年進行民族識別的民族學家，都和這個問題糾纏不清。

「誰是彝」，這個問題也困擾了Harrel很久，他說：假如國家民委可以回答「誰是彝」這個問題，那麼其實真正應該問的問題是「彝如何產生彝的自我認同」﹔假如國家民委的民族識別政策，是依據史達林的四個原則為標準，識別一群人為同一個民族，那麼在1956年民族識別之前，彝就已經自我認同為彝，即使各地有不同語言與風俗，作為一個有統一的自我認同的少數民族─彝族，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在1956年以前，彝的認同是怎麼一回事？彝是如何產生彝的自我認同呢？」，Harrel的回答是：[T]heyhaveacquiredanidentity,inscholarlycycleatleast,byhavingahistory（Harrel1995:66）。

原文是：IftheYialreadyhadanidentityin1956,howdidtheygetit? 我以為getit翻譯成「獲得」是有問題的，獲得或取得的說法，好像是在說原來沒有，後來經過某一種方式得到了這樣的認同，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說法將認同嚴重的物化，更是假定認同是外來的東西。

我認為將它翻譯成「產生」是比較接近Harrel的意思，強調的是人群內部的通過塑造共同歷史與共同祖先的過程，逐漸形成的自我認同　　我想Harrell問錯了問題，導致答案只會有一個，如果你不是那麼相信國家民委的說法，就只能選擇從歷史書寫中，去回答這個問題，有趣的是，國家民委裡的民族學家們，最擅長的就是從歷史中去找到中國境內各民族有共同起源的證據，不同的只是前者慣用疑問句，後者慣用肯定句﹔前者選擇懷疑歷史書寫的真實性，後者則選擇相信。

如果Harrel想繼續堅持歷史書寫塑造了彝的自我認同這個答案，我想他還得回答「為什麼是歷史」而不是其他，否則就是陷入了現代主義者的危機，套用了「Historybecomesthereasoninmodernsociety」的套套邏輯。

況且，對一個極欲認識「彝」也想了解「誰是彝」的讀者，陷入一種兩難，就好像明知道八卦報紙八卦周刊，喜歡用聳動的標題煽情的言詞不足採信，卻又有幾分真實，但是讀者卻陷入該不該選擇相信的兩難。

真正的問題是，當一個who或what的問題，變成了how的問題，就是兩個不同問題。

「彝是如何產生彝的自我認同」的答案無法回答「誰是彝」這個問題。

或許，在討論族群認同之前，Harrel應該面對那個困擾他很久的問題，而不只是在質疑國家民委的說法與官方資料的記載之後，用how的方式來回答who的問題。

　　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誰是苗」的問題上。

「誰是苗」，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

不論是官方資料所認定的苗族，或是自稱為Hmong或Mu或Xiong的苗人，還是附近漢人貶抑話語中的苗子，在民族政策的誘導下，已自我認同為中國五十六個少數民族之一的苗族。

然而，儘管官方資料中苗族只有一種，中央電視台新年特別節目中表演的苗族歌舞，也只有一種，人大代表中，只有一種苗族代表，「誰是苗」的問題，卻不會因為有了史達林民族組成的四大要素，或是中國政府少數民族政策的統一規定，就可以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識別標準。

中國很大，不同地區有不同的風俗文化，這些自我認同為苗族的人群，在城市、在農村﹔在雲南、在貴州、在湖南等等，在不同的地區，依舊維持著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要了解各地各式各樣的的苗族，想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想了很久，決定把地圖打開，用最笨的方法，一處一處的告訴讀者「誰是苗」。

遺憾的是，除了滇東南與楚雄州苗族的材料，是取自我自己田野調查的材料與經驗所得之外，其他地區都是從書本上獲得的印象，希望有一天，能走遍每一個有苗的地方。

不論是1949年以前進行科學田野調查或是1956年進行民族識別的民族學家，都和這個問題糾纏不清。

原文是：IftheYialreadyhadanidentityin1956,howdidtheygetit? 我以為getit翻譯成「獲得」是有問題的，獲得或取得的說法，好像是在說原來沒有，後來經過某一種方式得到了這樣的認同，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說法將認同嚴重的物化，更是假定認同是外來的東西。

我認為將它翻譯成「產生」是比較接近Harrel的意思，強調的是人群內部的通過塑造共同歷史與共同祖先的過程，逐漸形成的自我認同這麼做所必須冒的風險是：「用自我主觀的判斷，來選擇描述哪些苗的文化特徵，哪些又不描述」。

其實，我在做一件1956年民族大調查時，所有民族學家都在做的事。

這麼做有兩個理由：其一，每一個研究者大概都會碰到和我一樣的問題，民族大調查的材料不知從何用起，我想這是因為當我們開始回答how的問題時，就離前人所做的研究越來越遠，只有正視前人的問題，也就是who的問題，才可能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超越﹔其二，我並不擔心主觀判斷介入客觀描述的問題，人類學近三十年的發展，已經告訴我們絕對客觀的不可存在，我相信理論的訓練，是訓練一種眼光，讓描述可以更加趨近存在本身。

人口與分布 中國是世界苗族的原鄉，在中國境內的苗族分佈於湖北、湖南、四川、貴州、雲南、廣西、海南等地。

在中國境外的苗族，主要是指自稱為Hmong這個支系的苗族，散居在貴州（東部除外）、川南、桂北、及雲南全省，甚至還遷移到印度半島定居於越南、老窩、寮國、泰國等境內，還有部份的Hmong移到了美洲、歐洲、澳大利亞等地，散居世界各地（苗族簡史1985：1-10）。

 根據中國官方2000年的統計資料，在中國境內的總人口數達8,940,116人。

其中分佈在貴州、湖南、雲南、四川（包含重慶市）境內，佔苗族總人口數的八成以上，其中約有半數左右的苗族居住在貴州境內。

  苗族人口十萬人以上省份 苗族人口萬人以上十萬人以下省份 貴州 4,299,954 海南 61,264 湖南 1,921,495 浙江 53,418 雲南 1,043,535 安徽 53,418 重慶 502,421 江蘇 22,246 廣西 462,956 福建 22,065 湖北 214,266     四川 147,526     廣東 120,606     語言　　近代中國的語言學家王輔世等人以語言來區分各支系的苗族，分別採用兩種方案；一種是隨一九五零年代民族調查政策所做的區分，將苗語分成五個方言區，即東部、中部、南部、西部和北部五大方言。

其中，東部方言指流行於湘西和黔東北的苗語；中部方言指流行於黔東南、湖南和廣西比鄰地帶的苗語；南部方言指流行於黔中和黔南地帶的苗語；西部方言指流行於川南、黔西、黔西南以及雲南、廣西鄰近地帶的苗語，中國以外地區的苗族，都是使用西部方言；北部方言則是指流行於滇東北和黔西北的苗語。

另一種則是如王輔世（1958）在「苗語簡志」一書中，依據各種苗語方言是否有鼻冠音聲母，將苗語分成三大方言區，即湘西、黔東、川黔滇三大方言群。

其中湘西方言群乃是指原來的東部方言，黔東方言群指的是中部方言；而所有保留鼻冠音聲母的方言，全都歸類為川黔滇方言群，包含原來的南部、西部、北部方言，區分成七種次方言：川黔滇、滇東北、惠水、麻山、貴陽、羅泊河、重安江等次方言。

從語言分佈圖上看來，湘西、黔東方言群基本上其中在湘西、黔東南兩大區域，在歷史上的位置也一直都沒有太大的變化，而歷史上記載的諸多苗族反抗事件也多發生在此兩地。

川黔滇方言群的分佈就較為複雜，其中川南、黔西、黔西南、滇東南、滇南等地都是川黔滇次方言分佈區，而滇東北次方言分佈在黔西（威寧、赫章等地）到滇東北、滇中地區。

黔中地區（西接川黔滇次方言區，東臨黔東方言區）則雜有惠水、麻山、貴陽、羅泊河、重安江等五種次方言，分佈區域遠小於川黔滇與滇東北次方言（苗語方言主要分佈地區示意圖，伍新福）。

起源「到底誰是苗族？」這個問題不會比「誰是漢人？」來得容易，漢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苗人的祖先是否可以追溯到與黃帝大戰的蚩尤呢？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三祖」研討會，會中要求為苗人的始祖蚩尤正名，大花苗姓楊的一支，以為蚩尤乃其遠祖，而大花苗至今仍舊保有「自」（祭祖活動），就是為了紀念蚩尤。

漢人有文字，上古時期的歷史尚且難辨真偽，更何況是沒有文字的苗人。

只能從漢文、彝文文獻中所記載的片段，來拼湊苗族史。

苗，這個字作為一個族的名稱，最早出現在十一世紀，《黎平府志》轉引胡定之的觀點：獸之輕利疾便莫貓若也，足捷而身輕，履險如夷，故（苗族）亦曰「貓」。

以其為「三苗」之後，又曰「苗」。

朱熹在「記三苗」中說：「沅、辰界有四種少數民族，其中做輕捷的叫做「貓」，並懷疑他們是「三苗之後」；又以古字少而每多通假為由，推測「三苗」的「苗」字應正做「貓」。

」早在吳楚之際，三苗即以躍上中國的歷史舞臺，但「苗族」是否即為尚書中所記載之「三苗國」的後裔，卻是眾說紛紜。

以今日學界所接受的說法是，湖廣地區乃為苗族的起源，在十三世紀以後遷往貴州、雲南、川南等地。

面對這麼多的支系的苗族，我們很難真正去推出所謂的「起源」在那裡，證明苗族的祖先原居於洞庭湖邊，是否真的有可信的路線足以說明苗族近千年來的遷徙過程，的確是直得懷疑的，從證據上來看，即使是黔西地區的「六寨苗」可以追溯到吳三桂與陳有諒余部之戰，調兵川南，或者鎮寧縣馬場鄉苗族自稱祖先是「調北征南」時來此定居，也都只能說明西部苗族中川南與黔西、滇東南、滇南地區的關連，無法更進一步的論證西部苗族的遷移路線可上溯黔東南甚至湖廣地區。

前陣子，有位苗族學者發表了一篇名為《西部苗族遷徙史詩非蚩尤時代苗族戰爭遷徙口碑史》的文章，這是一篇極有創見的文章，作者顛覆了過去苗族史學者上溯苗族始祖為蚩尤所根據的遷徙史詩，並不是描寫黃帝大戰蚩尤的史詩，而只是描寫在黔西北到滇西北地區苗族與彝族戰爭的史詩。

這一篇文章，在苗族網站上引起極大的爭議，許多人抨擊作者的基本論點，要求作者重新檢討研究方向。

爭議本身，恐怕比文章本身傳遞更多關於「起源」的訊息，作者從未宣稱苗族的始祖不是蚩尤，只是重新定義史詩本身所描述的時代背景，只不過當歷史悠久的「鐵証」被質疑，爭議與恐慌的另一面反倒是揭露了人們對「起源」的迷思。

苗民與支系苗族的居住地北至鄂南湘西南至越北、老窩、泰北，綿延兩千公里，在中國境內的苗族，主要與漢人雜居，不同地區的苗人還分別與侗族、布依族、壯族、彝族、土家族、黎族雜居，在越北老窩泰北主要與Karen等高地族群雜居。

歷代以來，對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多以苗夷稱之，文人騷客對西南地區各式各樣的少數族群，也無從分辨，到底哪些族群是「苗」、哪些不是「苗」，經常是自由心證，各家用法莫是一衷。

這種情況，著時困擾著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來自西方、日本的民族學家或人種學家，甚至是中國的民族學家。

《邊事研究》第五卷第五期有一篇名為〈滇邊苗族雜談〉的文章，謂：「雲南苗人，多數居在西北連山一帶，而尤以永兆、嚴江、蘭坪、維西各縣為最多……苗人的種類，本有紅苗、花苗、黑苗、短鼻苗……之分，惟當地漢人則均稱之約"栗粟"。

（笑岳:85，民國年間苗族論文集）」　　以今觀古，或許會覺得很可笑，笑岳或許不是一位有名的民族學家，但《邊事研究》的編輯群可是由數位當時知名的民族學家、邊政專家組成，不應該不知「苗」與「栗粟」實為完全不同的族群。

然而，當「苗」這個字用來指涉族群名稱時，有些時候指的是所有的非漢民族，有些時候又指稱居住在貴州的少數民族，有些時候又是指說苗語、他稱青苗、白苗等的非漢族群，《苗蠻圖冊》、《百苗圖》、《黔苗紀略》等被認為是研究明清時期苗民生活情況與地理分佈最好的文本，卻也不難發現，雖名為「苗」書，狪人、犵狫、猓玀皆在其中，又明清以降西南地區的地方誌大量出現各式各樣的苗名，據統計有160種之多。

一百六十多種的苗名，或以服飾、或以習俗、或以地區、或以職業等命名，並無統一的命名原則，居住在同一地點同一地區的一群人，也可能會有兩種以上的名稱，比如鴉雀苗，又稱牛屎苗，概不同人不同時間所做的描述，又沒有詳細考證索引即任意命名，所造成的混亂情況。

然而，這種人群名稱混亂的情況，卻值得我們思考更根本的問題：傳統的「族名」觀是否即是西方的「種族」觀，或是今日的「族群」觀呢？明清地方誌所提到的各式各樣以苗為名的人群，是否暗喻其為有共同血緣的同一「種族」，或是有共同風俗、語言、血緣與心理素質的同一「族群」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傳統的「族名」，並不等同於「種族」或是「族群」的概念，其中細微的討論與嚴謹的論證非本文所能處理，在此僅以《皇清職貢圖》的成書過程為例，說明清乾隆年間，史冊、地方志中非漢族群，在什麼樣的情境下，被命名、被書寫。

　　《皇清職貢圖》序載乾隆十六年（1751年）六月初一上諭說：「我朝統一區宇，內外苗夷，輸誠向化。

其衣冠狀貌，各有不同。

著沿邊各督撫，於所屬苗、瑤、黎、僮以及外夷番眾，仿其服飾，繪圖送軍機處，匯齊呈覽，以昭王會之盛。

各該督撫於接壤處，俟公務往來，乘便圖寫，不必特派專員。

可於奏事之便，傳諭知之。

」在乾隆皇帝的倡導下，各民族地區的官吏都爭先請畫師繪製，出現不少民族地區風俗畫，如《百苗圖》、《番俗圖》、《黎民圖》等，並彙集中央。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欽定宮廷畫師丁觀鵬、金廷彪、姚文瀚、程梁分別繪製《皇清職貢圖》。

經過四年的繪製，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終告完成。

事後各地官員也將本地民族圖冊，臨摹轉抄，送給友人，因此流傳於民間（李宏復，南京博物院）。

《百苗圖》、《番俗圖》、《黎民圖》、《苗蠻圖冊》、《番苗畫冊》等這一類圖文並茂的畫冊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產生的，今日中西學者將其統稱為「苗蠻圖冊（MiaoAlbums）」。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的畫冊圖集，是「各該督撫於接壤處，俟公務往來，乘便圖寫」，「於所屬苗、瑤、黎、僮以及外夷番眾，仿其服飾，繪圖送軍機處」，且謂「不必特派專員」。

顯然，這一類的畫冊，雖是以「民」為主體，卻不脫「地方誌」的原則，乃是紀錄「一地之民」或「一府之民」。

以《百苗圖》為例，對每一族名所指涉的人群，必先說明居住地，然後才列舉其服飾、風俗的特點，如：打牙仡佬－「打牙仡佬在大定府平越州清鎮縣。

女子出嫁先折去門牙二齒，謂恐害夫家。

」同一族名所指涉的人群，其分佈區域大小不一，但總是方圓鄰近地區，不會有東一群人與西一群人共有同一族名的情況。

這說明「族名觀」指的是在某一地區的某一種人群，而非西方「種族觀」以血緣為基礎結合不同地區的人群，或是「族群觀」以文化凝聚各種人群。

在「族名觀」的邏輯下，同一群人到了不同地區，就變成了有另一族稱的另一群人。

：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間，曾於西南地區做過數次大規模的民族調查，其中苗族社會調查一直是其中的重點。

影響較大者，有鳥居龍藏的苗族調查報告、凌純聲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書、芮逸夫胡慶鈞等人的川南苗族調查、大夏大學的陳國鈞吳澤霖主持貴州各地苗夷社會調查、楊漢先寫的一系列介紹大花苗的文章、岑家梧在嶺南大學期間主持苗族社會調查、王興瑞的海南苗族調查、楊成志在中山大學帶領一群學生於兩廣地區進行苗夷社會調查等等。

概括而言，調查區域遍及苗族的分佈區域。

這些早期的民族學家的確被地方誌古籍裡五花八門的苗族名稱困住了，有如楊漢先、芮逸夫等積極的將紛雜的苗名簡化成幾大類別，如青苗、花苗、白苗、黑苗、紅苗等，至今尚有不少學者沿用﹔也有主張將「一概廢除，重新識苗為一類」者。

二十年代末期語言學、體質人類學與民族學在中國的發展，被視為是用科學方法解決非漢族群人種問題的唯一方式，很快的語言學的快速發展，解決了所有民族與支系的爭議，取代了其他學科，建立了一套分類廣大的非漢民族的科學標準。

以苗族的例子而言，若說「語言創造了一個民族」，是一點也不為過。

今日百多種的苗名，已逐漸被淡忘，連當地的苗人也不知曾有這樣的稱呼，研究者研究某一地區的苗人社會，也不再考究當地苗名的遞變，今日大多數人比較關心的，反而某地的苗人是屬於哪一支系的苗族，然後預期當地苗人與其他地區屬同一支系的苗人在語言、文化、風俗、歷史上大同小異。

當代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中外學者，區分苗族支系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其一是地方誌、古籍的記載中依據服飾顏色，分成青苗、花苗、白苗、黑苗、紅苗五大支系﹔其二是依其語言不同，區分成三大或五大方言，各方言下再細分成數種次方言或土語。

前文我們已經介紹了語言的分類方式，接下來介紹青苗、花苗、白苗、黑苗、紅苗五大支系苗族的分佈。

苗人，槃瓠之種也……盡夜郎境多有之。

有。

苗部所衣各別以色，散處山谷，聚而成寨。

（峒溪籤志，引自《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伍新福、龍伯亞1992:179）　　清康熙年間陸次雲《峒溪籤志》即謂苗人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五種，清初以後，其他文獻如《黔中雜記》等，也多依其服飾區分，以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等，作為苗族的主要支系。

這種區分，「當然不夠科學，但大致還是反映了苗族內部不同支系的存在這一客觀事實，並且約定俗成，有些稱呼已習以為常，至今仍為苗族自己所沿襲使用」（伍新福、龍伯亞1992:180）。

伍氏根據1987年雲南田野調查的親身體驗，認為苗人使用白苗、花苗等稱呼十分自然，因此認為「沿用歷史上形成的一些稱呼（只要不帶誣蔑和歧視性質的）來表述苗族內部存在的不同支系是可以的」（伍新福、龍伯亞1992:180）。

不過，各種不同的苗名，也有不包括在此五大支系之內的，如洞苗、箐苗、陽洞羅漢苗等，再加上滇南文山各地、黔西北與滇東北各地實地考察蒐集到各種自稱與他稱，如花苗又分大花苗、小花苗，青苗、白苗外還有漢苗及其他分支，伍氏最後的結論竟是推翻前文主張沿用歷史上形成的五大支系說，反而宣稱：「苗族的大小支系繁多，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等五支只是舉其大者」（伍新福、龍伯亞1992:184）。

伍新福從歷史學的觀點，討論苗族支系的形成過程，言下之意，似謂苗族的支系種類繁多，五大支系是歷史過程中所形成較穩定的支系，其他大小支系仍在形成中。

其結論卻是保守且模凌兩可，一方面合理化不需要討論小支系形成的理由，另一方面卻又不排除五大支系外尚存在其他多種小支系。

我以為這不是個高明的做法，充其量只是個方便選用史料的做法，畢竟明清以來的史料中最多的是以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為名的材料，繼田雯《黔書》，李宗昉《黔記》之後，大量出現的苗名，除可包含在五大支系之外的其他苗名，就不再伍新福討論支系形成的範圍內，令我疑惑的是，伍新福又是如何分辨哪些是包含在五大支系內，哪些又是不包含在五大支系內呢？　　伍氏對苗族支系的區分的模凌兩可，同樣發生在所有試圖區分苗族支系的研究中，五大支系的說法，充其量只是「反映了苗族內部不同支系的存在這一客觀事實」，雖然是「約定俗成」的區分方式，近代研究苗族的學者也有不少採用，但是否皆指涉相同的人群、分布地點，可就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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