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台灣】移民家園台灣族群的故事 - 經典雜誌

對此，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表示，「或許只有從當時的社會背景談起，才能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 清朝領有台灣之初，一方面民間新來的移民，通常為求照應，會尋 ... 撰文/陳世慧‧攝影/黃世澤‧第186期2014.01 0 【我們是台灣】移民家園台灣族群的故事 撰文/陳世慧(經典雜誌資深撰述) 攝影/黃世澤(經典雜誌攝影) 週末的台北火車站，人潮洶湧如以往。

光是看周遭膚色稍深、輪廓稍有不同的臉孔，耳畔陣陣陌生的話語，一時間不察，還真會讓人誤以為這裡不是台北，而是印尼的雅加達、菲律賓的馬尼拉、越南的胡志明市……。

同樣在台灣的其他角落，移工之外，大陸或外籍配偶，辛勤工作，養育新一代的台灣之子；如果再加上過去「唐山過台灣」、「大東亞共榮圈」，與「大江大海」等各期移民，近年的海外歸僑、香港的工作移民，台灣族群的多樣性，竟比想像中多元。

猶如一首歌的主旋律，談台灣，因此不能不談族群。

然而，只因它曾分別牽動島嶼上最傷痛與最美好的記憶，而新族群帶來新議題，也像交錯的琴弦、敏感的神經，面對「台灣有沒有族群問題」這樣的問題，回答有、或沒有，都不容易。

開放性的移民社會 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台灣歷史上，「族群」之名雖遲至近代才出現，族群之實，卻在第一波移民踏上島嶼之後，便已存在。

除了祖祖輩輩已在島上生活了五、六千年之久的原住民外，四百多年前，大陸東南沿海一帶的居民，因受雇於荷蘭人開墾、追隨鄭成功反清復明，已有數萬漢人來台。

清代，儘管政府擔心鄭氏餘部流竄入台，幾番設下渡海禁令，但為求更好的生活，還是有人陸續展開冒險，橫渡黑水溝。

根據陳儀深等人編著的《台灣的社會》一書，早期礙於禁令限制，移民多是隻身來台的冒險家或偷渡者。

由於家不在台灣，他們常是在農忙前抵達，農閒後返回福建、廣東，形成定期在原鄉與移民地間往返的客居勞工。

這段時間內的台灣，基本上與外在的人口系統有經常性的流通，是典型的開放性移民社會。

直到一八九五年，日本依據《馬關條約》占有台灣，為了徹底切斷兩岸關係，殖民政府要求在台漢人必須於兩年內選擇返回中國或留台定居，兩年之後，就不准再自由往返兩地。

台灣，自此轉變為封閉型的「定著社會」。

除了少部分以統治管理階層、學者研究人員，以及務農的日本人移入外，人口成長的來源，不再以「移」民為主，而是自然增加。

只是一九四五年後，隨著日人戰敗離台，島嶼一度恢復成開放性系統，四年後，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受挫，帶領人數高達約一百二十多萬的政治移民湧入台灣，不只衝擊既有的社群結構，也創下台灣史上單次移入人口最多的紀錄；但極其短暫的改變，只因國民政府與中共政權冷戰對峙，造成台海兩岸再次隔絕近四十年的隔絕，直至一九八七年的開放探親後，才又有所往來。

明明是無疆界的小島，在開放與封閉之間，移民者要成為侯鳥或留鳥，原來不全然由得自己。

無論如何，移民社會的特色，除了是人口的頻繁流動外，也包括在先來後到的時間序中，移民者之間基於資源、權力、公平正義等問題，交織而成的種種矛盾；其中，在時光的淘洗下，有些走進歷史，成為記憶；有些逐漸淡去、有些隱而不彰，卻都仍在歷史的大門前逗留不去，在特定的時候，才攪動整座島嶼的情緒，成為台灣迄今最複雜難解的習題。

生存焦慮與資源爭奪 每年中元節，位在基隆安樂區的開基老大公廟，總要點起上千盞名為「起燈腳」的大紅燈籠，為好兄弟們指引明路。

「說是好兄弟，他們可是台灣開發之初，為了保鄉愛民，而自我犧牲的先民。

」廟宇主任委員陳丁寶，解釋老大公廟的來由。

咸豐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漳、泉兩邑居民，在今天基隆南榮公墓的所在位置展開大規模械鬥。

事件之後，雙方死傷慘重，屍骨盈野。

經地方人士出面協調，集資將死者遺骸集中埋葬，才有「老大公廟」的存在。

在台灣早期的開發史中，除了種族、文化本質上都不同的原住民族與漢人間，不時發生嚴重紛爭外，漢人彼此之間，也常因爭奪土地和灌溉水源的關係，時有與老大公建廟原因類似的情況。

根據統計，從康熙六十年到光緒二十年的一百七十五年間，台灣至少發生了六十件械鬥案。

其中閩粵械鬥占十九件，漳泉械鬥占十七件，即有百分之六十的械鬥，都是以移民者的祖籍作為分類標準。

老大公廟如此，著名的新埔義民廟、新莊地藏庵等也是。

此外全台遍布的有應公、大眾爺、萬善祠等廟宇，都說明「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說法，誠非虛言。

所以光是爭奪資源的說法，已不足以解釋械鬥頻繁的原因。

對此，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表示，「或許只有從當時的社會背景談起，才能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 清朝領有台灣之初，一方面民間新來的移民，通常為求照應，會尋鄉音依附同籍的鄉親，形成同質性高的集居。

另一方面，清朝政府一開始對台灣並沒有長久經營的決心。

之後基於剿平海盜的需要，雖然將台灣納入版圖，但地方官員五日京兆的心態，卻致使吏治不清、貪汙時有所聞。

對社會狀況無法掌握的結果，是稅收或土地權的制度規範朝令夕改；移民間遇有糾紛時，只能以私人武力自行解決。

是以械鬥乃至於民變，從清初到清末，始終是影響台灣社會最大的治安問題。

而清朝官員為了便宜行事，節省統治成本，不是漠視兩方爭鬥，就是行分化之實。

康熙六十年的朱一貴事件，源於起事者是閩人，清政府便聯合粵人討伐，終於演變為第一次蔓延全台的「閩粵械鬥」。

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事件，也是在清政府刻意籠絡泉人、粵人，以對抗漳人的策略下，惡化為三者間全面的戰鬥。

清政府這種利用不同的原鄉分類之間既有矛盾，使之相互牽制的做法，後遺症除了是使同籍者的內聚力更強，異籍者更加互相仇視外，「整個清代的台灣社會，也因此只存在地方意識，不存在整體意識。

」戴寶村說。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經典雜誌~ ↑一九九五年，中正紀念堂前，群眾以靜坐提醒世人，勿忘二二八。

(圖片/中央社) ↑新住民是台灣族群新血。

週末的台北車站，印尼移工帶來一絲伊斯蘭風情。

↑自柬埔寨的林麗蟬，參與地方宮廟遶境，徹底融入台灣社會。

↑蓬勃的公民運動，將台灣民主提升至另一個境界。

白衫軍主張軍中人權。

↑客籍邱樹杰與閩籍洪唯庭，在苗栗舉行賽夏族傳統婚禮。

學習欣賞不同文化，是族群相互尊重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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