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國家的三種戰略選擇:中美新冷戰,台灣該不該選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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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國的國際選擇大致可分為三種:樞紐、避險與夥伴。
「樞紐」(pivot)是處在兩強之中保持等距關係,不斷擺盪來獲取最大利益,但也可能被兩強施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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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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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更多此作者文章...訂閱作者收藏本文採訪編輯:yichenwang|美術編輯:林洵安中美新冷戰,台灣該不該選邊站?美國、中國無疑是目前最大的國家,合作?抗衡?選邊站?成為夾在兩強之間中小國家的普遍難題,台灣更是深知箇中滋味。
「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院士、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他從現實的國際結構出發,參照跨時、跨域案例,希望建構出貼近中小國家處境的國際關係理論,在中美陷入新冷戰的當前,提供更具開展性的思考基礎。
台灣不是特例!中小國家的共同難題「2014年3月18日,俄羅斯正式兼併克里米亞。
當時外交部找我去開會,我一隻耳朵在聽會議內容,另一隻耳朵突然聽到不遠處立法院傳來的大聲公:『支持學生佔領立法院!』」長期鑽研國際關係的中研院特聘研究員吳玉山,說起這個驚人的巧合及背後意義。
原來,太陽花學運與俄國兼併克里米亞就在同一天。
兩起事件皆反映出小國身處兩強夾縫,面臨困難抉擇的國際處境。
他以烏克蘭在歐洲、俄羅斯之間搖擺,最終國家四分五裂為例,談起研究初衷:面對強權擠壓,小國究竟有什麼選擇?台灣能否建構自身的國際關係理論?吳玉山指出,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多半環繞著大國,談的是對等關係,中小國家要運用時便會發現難以切合。
不過,從人口、經濟發展等各角度來看,台灣其實並不小,屬於中等國家,「之所以有小國的感覺,是因為我們面對中國大陸。
」中小國的外交特色是「不對等」。
小國置身在權力不對稱處境,需要一套更適切的框架,尤其台灣同時面對中、美兩大強權,應抗衡或合作?又該如何運用?吳玉山自現實的國際結構出發,綜觀東歐、亞洲,追溯千百年的歷史,他強調,我們需要建構宏觀、全面性的理論,不只適用於兩岸,也能普遍解釋其他中小型國家。
因為,台灣面臨的困境絕非獨一無二。
「台灣不是特例,歷史、當前多數國家的處境都和我們一樣艱辛,被迫夾在兩個大國間選邊站。
」若由此思索台灣的生存之道,理論視野就能變得更開闊,不只侷限台、美、中。
我們和多數國家有著共同的煩惱、苦水,得以牽繫起外交經驗。
好麻吉?避險者?調情高手?小國的選擇困難中小國的國際選擇大致可分為三種:樞紐、避險與夥伴。
「樞紐」(pivot)是處在兩強之中保持等距關係,不斷擺盪來獲取最大利益,但也可能被兩強施壓懲罰。
如同周旋在追求者間,有機會感受熱烈追求,也會引火上身。
「避險」(hedging)則是不想承受高風險,也不願完全和誰綁在一起,同時與兩強交往與防範。
雖然明顯親近其中一強,但也和另一強交好、改善關係。
好處是保持一定獨立性,壞處是沒有絕對的安全保證。
「夥伴」(partner)完全與一強權同陣線,扮演好麻吉。
大國會罩小老弟,因而有最大的安全保障,但另一方面因為已經「死會」,失去斡旋籌碼,很可能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遭到大國出賣。
資料來源│吳玉山;圖片美化│林洵安兩強之間中小國的戰略選擇:夥伴、避險者、樞紐。
若以金融方式比擬,樞紐就像股票甚至期貨,高風險高獲利;避險者則是基金;夥伴為定存,不用擔心賠本,低風險也低獲利。
(資料來源│吳玉山;圖片美化│林洵安)吳玉山認為,中小國家多半希望採取「避險者」的策略,更符合自身利益,但在強權壓力下未必能如願。
像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日前在《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Affairs)發表近4000字長文,同時在臉書陳述亞洲國家夾在美、中間的困難。
李顯龍呼喊的正是許多國家的心聲:「不選邊,可以嗎?」資料來源│吳玉山海洋聯盟(美國、歐盟)與大陸聯盟(中、俄)的對峙,分別在東亞、東歐形成兩條戰略斷層線。
位在斷層線上的中小國家,在戰略三角關係中大約可扮演五種角色。
(資料來源│吳玉山)法理、認同與經濟,牽動台灣外交敏感神經只是,國家要踩在哪個戰略位置,並非全然自由的選擇題。
一般理專可以根據客戶的風險承受度,建議方案;但外交戰略卻複雜許多,不只要考量外部風險、國際壓力,還牽涉國內政局與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
以台灣來說,牽動外交的國內因素大致可分成:法理、認同、經濟。
「法理」觀點切割出藍綠基本界線。
藍營秉持1912年以來一脈相承的中華民國法統。
綠營則對此提出挑戰,其中一派接受現在的中華民國,但認為這不是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另一派則主張改名成「台灣」。
法理態度的立場差異,一定程度已決定和對岸的互動關係、能選擇的位置軸線。
「認同」則會不斷變動,也是重要的國內因素。
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大致以1994年「千島湖事件」為分隔,「我是中國人」的認同逐漸下降。
陳水扁執政時期,「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雙重認同增加。
直到馬政府時代,「我是台灣人」的認同超越了雙重認同。
原始資料、圖片│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圖片美化│林洵安1994年後「中國認同」下降,部分「中國認同」者流向「雙重認同」,開啟「雙重認同」與「台灣認同」的競爭。
由於挹注效果逐年下滑,2008年後「台灣認同」成為主流。
(原始資料、圖片│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圖片美化│林洵安)「經濟」層面原本是藍營勝場,強調追求經濟必得瞄準最大市場,和對岸密切往來。
但馬英九執政後,民進黨發展的新論述主張,與對岸做生意實際上只讓少數產業、老闆獲利,對多數勞方沒有助益。
粗略來說:市場派傾向與對岸交往,立場偏藍;重視分配者偏綠,年輕世代多數經濟較弱勢,因此綠營訴求得以打中年輕族群。
這三個向度呈現了台灣的政治競爭,相應也形成不同的對中策略。
可以說,國家決定外交戰略時,並非處在真空情境,而是面臨多重限制與考量,很難如同一般經濟投資可純粹由獲利來決定。
吳玉山舉例,台灣雖然不為美國正式承認,但在美中間一向親美,採取「美國夥伴、對中抗衡」的角色。
到了馬政府的時期,曾試圖轉向「避險」策略,主張「親美、和中」,但是很快在國內受到極大的政治壓力,最後政黨輪替,避險策略無以為繼,而蔡政府也隨即轉回原來的美國夥伴策略。
從這個經驗來看,是否接受一中原則、台灣社會的認同趨勢、對兩岸經濟高度整合的正反聲浪,都會左右執政者的國際策略。
避險路線曾經在台灣短期推動,但很快又滑回美國「小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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