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找到房子，我得先買個新包包

那些擁有鉑金包的上東區貴婦媽媽，也依然還是生活得充滿焦慮。

薇妮斯蒂向我解釋說，上東區女性有一種「身體展示文化」，與好萊塢並無不同。

記者/孫若茜

從街轉角的超市出來，薇妮斯蒂·馬丁（Wednesday Martin）晃著手裡裝著香蕉和牛奶的塑料袋，走在晌午空蕩的人行道上。

這時，一個獨行的貴婦模樣的女人筆直地向她走來。

貴婦一直向自己的左側靠，準備擋住薇妮斯蒂的去路，薇妮斯蒂則一次次地靠向右側讓路，眼看就要撞上幾步以外的垃圾桶，但那個女人卻繼續向她衝來。

她盯著薇妮斯蒂，雙方對視時視線也絲毫沒有離開，她故意用包撞向了薇妮斯蒂的左臂，並露出得意揚揚的笑，然後走掉了。

薇妮斯蒂轉身看著她離開的背影，不敢相信自己剛才遇到了什麼，接著她意識到，自從搬入紐約曼哈頓上東區，她已經不止一次地遭到過這樣的「攻擊」了。

作為一個人類學研究者，薇妮斯蒂開始留意這種特殊的社交行為，並把她的經歷和觀察都寫在了《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原書名為Primates of Park Avenue，即《公園大道的靈長類動物》）一書里：在東七十九街，一天之內，她看到了近百起這樣的衝撞。

她一遍一遍地看著女人們差點兒相撞，看著一個女人「壓」過另一個女人。

當她花費了幾周，累積足夠多的觀察後，她得出了第一個結論：上東區的女性，尤其是三十多歲以及正邁向老年的中年女性，她們對權力異常著迷。

許多時候，都是年紀大的女性「攻擊」年輕者。

同時，她們的包包顯然和這件事有關。

她發現，那些趾高氣揚的女人，她們的肩上或是手上，都有一個「美到讓人忘了呼吸，無論是做工還是染色都無可挑剔、價值連城」的包包。

有的是蛇皮，有的是小羊皮，有的是鴕鳥皮，有的標識是雙C，有的是F，有的是繁複的扣環。

對於這些女人來說，一個好包就像是盔甲、武器或者旗幟。

這讓她想起了黑猩猩邁克的傳奇故事。

1960年，動物學家珍妮·古道爾抵達坦尚尼亞的貢貝時，邁克還是一隻新加入群體的年輕黑猩猩，它地位低下，遭到排擠，經常被年長、體型較大的黑猩猩欺負。

突然有一天，邁克找到了幾個被人丟棄的、有握柄的輕煤油桶。

它手抓握柄，用桶敲擊地面，然後像揮舞權杖一樣，在草地上不斷晃動它們。

它站在黑猩猩們中間，把那些看起來非常神秘的煤油桶丟到一起，發出鏗鏗鏘鏘的恐怖聲響。

黑猩猩們立刻感受到了威嚇，連它們的首領都害怕到發抖。

即便貢貝的研究者後來很快收走了那些桶，猩猩們依然敬畏邁克，擁護他成為新任首領，統治部落整整五年。

薇妮斯蒂緊接著得出了另一個結論：她自己迫切地需要一個「煤油桶」，一個美國曼哈頓上東區版的「煤油桶」——一個愛馬仕的鉑金包。

她相信這個在上東區地位最高的包會像個圖騰一樣幫她抵擋住來自其他女人的傷害，而這種傷害，並不僅僅是馬路上的身體衝撞。

當然，想要理解薇妮斯蒂需要「煤油桶」的迫切程度，也許我們首先應該了解一下她的處境。

她並不是為了人類學研究才搬到上東區的，因此，與這個地方保持客觀的距離即便更有利於研究，也並不能令她自豪。

她所需要的恰恰相反，作為一個孩子的媽媽，她的目標是融入上東區的貴婦媽媽群體，因為誰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放學後連個玩伴都找不到。

在曼哈頓這個階層分明的地方，階層或許是隱形的，但它的確無處不在，令人焦慮。

上東區更是有它自成一體的遊戲規則，許多媽媽都是會幫自己的孩子安排玩伴的——他們只和有錢有勢者的後代玩，以求往上爬。

至於那些父母較為「低階」的孩子，則想辦法避開。

反過來，在這裡，孩子也是父母提高身份的方式。

在搬入上東區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薇妮斯蒂把兒子送進教室，向其他站在走廊里的媽媽們打招呼，結果完全被她們視作空氣，更別提為孩子找到玩伴，她發給兒子同學媽媽的簡訊和電子郵件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回應，面對面的詢問也幾乎從來無法得到正面的答覆。

她將自己比喻成狒狒，在狒狒群體中，初來乍到的母狒狒地位最低。

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她提到，在靈長類動物世界中，攜尚未獨立的後代轉移到新群體的雌性個體是最脆弱的，加入另一個新的團體後，她們通常被壓在階級最底層，不是被當作可疑人士，就是被無視或騷擾。

其實，在上東區幾乎人人都是富翁，階層之間的差別往往是存在於貴婦、有錢貴婦和超級有錢的貴婦之間的。

薇妮斯蒂也並不是一個特例，她不是躋身富人行列的窮人，她新買的房子在上東區房價最昂貴的街道，孩子在念上東區最貴族的學校，他們出門時也有司機接送等等。

問題也許是，她並沒有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這裡的遊戲規則。

最初在上東區找房子時，她穿著馬克·雅各布的衣服，一身時髦文青的打扮，結果被脖子上圍著愛馬仕圍巾、全身上下都是高級品牌的對方中介問道：「你的老闆今天會來嗎？」她才意識到，自己的服裝要升級了。

在那裡，賣方中介所穿的衣服要讓外界知道他的客戶有多尊貴，而買房中介的衣服則更要在氣勢上壓倒賣方中介。

要買房子的人，靠身上的衣服同時讓買賣雙方的中介知道他在認真看待這件事。

只有超級有錢的富太太可以隨便穿，因為誰都知道她已經有錢到不必玩這一套，中介得穿上好的衣服巴結她。

薇妮斯蒂形容，每一天，每一次看房，在每一間接待大廳都是一次服裝大賽，而包包是重點中的重點。

在她看房的第一天，四五間公寓的中介就幾乎都拿著一個閃閃發亮的香奈兒包。

她回到家，不得不半開玩笑地告訴先生：「如果想找到房子的話，我得先買一個新包包。

」

房產中介尚且如此，更不用說那些貴婦媽媽們的世界。

薇妮斯蒂觀察到，上東區的女人除了會穿露露檸檬（Lululemon）的休閒裝出現在學校接送區和遊樂場，其他類型的打扮也都差不多，甚至撞衫、撞包。

例如包包，大家都喜歡賽琳（Celine）、香奈兒、愛馬仕，而華倫天奴的鉚釘包就不會出現在上東區。

在不下雨或沒雪的月份，她們穿芭蕾平底鞋，浪凡（Lanvin）、香奈兒、珂洛艾伊（Chloe）特別受歡迎。

如果是接送孩子的日子，又不需要匆忙趕到其他地方，那麼浪凡以及伊莎貝爾·瑪蘭(Isabel Marant)的楔形鞋極受歡迎。

下雨天，她們穿的一定是博柏利（Burberry）的風衣配五顏六色的璞琪（Pucci）雨靴或是香奈兒經典山茶花標識的雨鞋……

薇妮斯蒂向我解釋說，由於種種原因，上東區有自己奇特的生態環境。

在那裡，對於女性氣質還有著過於極端的要求。

她把它稱為「身體展示文化」，與好萊塢並無不同。

而在一個非親屬也試圖建立聯繫的社會背景下，「一致性」會作為一種捆綁策略。

穿著同樣的衣服，在同一個地方度假，或者交換諸如最好的迪士尼指南以及找誰購買昂貴手錶等信息——這些都是精英形成聯繫並令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

總之，在曼哈頓，也許不止曼哈頓，你所擁有的東西就是在告訴別人你屬於哪個階層，你有多少財富、人脈和力量，錢、關係和權勢就是一切，你拿什麼包，開什麼車，就是在告訴別人你的身價。

鉑金包就的的確確為薇妮斯蒂帶來了曼哈頓人某種獨特又扭曲的敬意。

她說，曼哈頓是個奇妙的地方，它會把人心底的慾望暴露出來，你會看到慾望最真實的本質。

凡是住在上東區的人，他們的慾望，他們的身份地位，都要看某幾樣稀有物品，看那些「不可能得到的東西」。

鉑金包因此代表著很多意義——一個要價至少1萬美元起跳的包包，居然要等人施恩，有時是要靠奉承、討好店員才可以買到，而更多的時候，即便這樣做也無濟於事，你也許連排隊買它的機會都沒有。

這種看似荒謬的過程，也是鉑金包價值的一部分。

它意味著即使富裕如上東區，也有誠心盼望、無止境的等待之後求而不可得的痛苦。

曼哈頓女人想要鉑金包的原因，也許正在於它的似乎觸手可及，但又得花點力氣。

薇妮斯蒂的一個專門研究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小說的英語系教授，曾經以美國小說家伊迪絲·華頓筆下的莉莉·巴特為例來解讀曼哈頓女人為什麼都想要鉑金包。

他認為，熱愛流行商品的人，不只是女人，不只是某種社會階層的女人，也不只是莉莉那一代的女人。

問題在於，女性本身就是一種商品。

女人在追逐昂貴的珍稀物品時，也是在重申自己的珍貴性，好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再次感受到她們的身份。

如果像薇妮斯蒂所說，鉑金包對女人意味著最終極的身份地位，那麼，能給女人鉑金包的男人，連帶也是最有權有勢的人。

曼哈頓臨床心理學家史蒂芬妮·紐曼對鉑金包的看法是：一個擁有鉑金包的妻子，是自戀的成功男人絕佳的附屬品。

妻子有鉑金包的男人，將得以證明自己有多厲害、多高人一等——他有能力給女人如此昂貴、如此稀有的物品。

但是，鉑金包始終只是一個包包，或者一個符號。

就像薇妮斯蒂最終融入上東區，靠的也並不是她費盡心力買到的鉑金包一樣，那些擁有鉑金包的上東區貴婦媽媽，也依然還是生活得充滿焦慮，其實，她們想方設法地買到一隻鉑金包，有時甚至可能恰恰是焦慮的表現。

她告訴我，在上東區生活的女性，也清楚地知道她們的社區文化中有一些不對勁的地方，但她們被困其中。

在那樣的生態環境下，人們過分重視統一性與嚴苛的社會等級劃分。

絕大多數女性決定為之努力，並成為其中的「成功人士」。

而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太可怕了。

因為在這樣嚴格的等級社會中，孩子也將成為父母的延伸，父母希望他們進入名牌學校以提升自己的社會等級，他們的生活被過度安排，因此壓力過大。

雖然上東區的孩子長大成人後通常在美國享有很高的地位，但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最終，薇妮斯蒂一家搬離了上東區，選擇生活在更加隨和、友善，沒有人會勢利地為孩子挑選玩伴，不需要覺得自己的衣服丟人的上西區。

到巴黎度假時，她為了一直發麻的手臂去看醫生，時髦的巴黎醫生坐在桌子後面，不只聽清了她是個無法打字的作家，還看了看她穿的衣服，拎的包包。

接著，他以法國人的口音重重強調，她的問題是背了太重的包包：「要不就選鉑金包，要不就選寫作，自己選。

」